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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养钱
佛教自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目前所知具有佛教性质的钱币至少在唐代已然显现。比如唐、五代钱币上出现了宝相花图案，这种集合了莲花、牡丹、菊花特征的纹样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佛教盛行而流行的。另有一枚“常行菩提之心”花钱也多被认为是唐代风格。所谓常行菩提心，是佛教修行的基础，是通往佛陀智慧境界的关键。
唐代佛教供养钱最惊人的发现，是1987年陕西法门寺在对古塔进行保护修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塔下的地宫，地宫甬道上铺着厚厚一层铜钱，经统计有27000多枚，大部分是铜质“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行用钱。而在地宫深处，紧挨着舍利宝函的一只香炉里，竟发现了十三枚玳瑁质钱币，其中的十二枚刻有“开元通宝”四字，最后一枚刻着莲花纹！用玳瑁制成的钱币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玳瑁是密宗七宝之一，《佛说陀罗尼集经》曰:“其七宝者，一金二银三珍珠四珊瑚五玳瑁六水晶七琉璃”。这些供奉佛指舍利的玳瑁钱历经千余年仍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殊为不易，堪称佛教供养钱的瑰宝。
与法门寺玳瑁供养钱并称奇迹的，是在1988年，清理五台山一佛塔旧址的塔基时，施工人员挖出了1300多枚“淳化元宝”背佛像纯金供养钱，每枚直径约24毫米，重12克左右。本次展出一品为大连藏家郭健珍藏。钱币正面的“淳化元宝”四字行书乃宋太宗御笔。背面两尊造像大幅度凸起于钱币表面，立体感极强。穿右身披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造像当为密宗最尊崇的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穿左面之造像合掌而立，面向佛祖，身披帔帛。帔帛在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女供养人身上已出现，隋唐时期的菩萨像上也常能见到，所以穿左应解读为菩萨或供养人像。这批“淳化元宝”金质佛像钱的工艺是铸造后再雕刻，黄金质地非常软，需要奏刀沉着而果断，在细如毫发之中体现出神韵是最难的，这也是辨别真伪的关键点。
图 1 “淳化元宝”背佛像纯金供养钱
南宋皇帝对佛教至为推崇，定都临安后，杭州一度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佛教中心，各地高僧云集，一派昌盛景象。南宋宫廷延续北宋的惯例也制作了大量金银材质的宫钱，有年号类、祝寿类、吉语类等等，也有专门用于礼佛的金银供养钱。
近些年在浙江杭州、绍兴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品种，虽然直径、厚度小于北宋“淳化元宝”金佛钱，但铸造工艺和精美度毫无逊色。大连藏家郭健经多年搜求，收藏到几枚很有代表性，比如:“阿弥陀佛背慈悲方寸”金钱，直径17.4毫米，重3.3克；“香花供养”金钱，直径15.3毫米，重1.27克；“香花供养”银钱，直径15.1毫米，重1.5克。这几枚供养钱，观其钱文书法，与北宋早期楷中带隶的“八分书”以及徽宗时期俊秀飘逸的“瘦金体”大为不同，而是趋于纤细而规整，淡雅而醇和的宋体或楷体。对于供养钱，业界普遍认识是钱径应该偏小，这样较易于装脏。装脏是佛教中的一种仪式，指在佛像或佛塔内部装入具有象征性的物品，赋予佛像生命力。法门寺及五台山出土的供养钱即为佛塔中装脏。供养钱的另一个概念是寺庙特为供养人铸造的一种佛教法物，供养人可以将其供奉在寺庙，当然也可以取回供奉在家中的佛堂。
香花供养源于佛教的十供养之说，分别是对佛陀供奉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等十物，以示虔诚、恭敬之心。带有“香花供养”字样的民俗钱，宋辽金时期相对比较普遍，种类、数量也并不太少。有些“香花供养”钱背面图案为神怪或生肖星官等道教题材，这些品种不应归为佛教寺庙的“供养钱”，可以理解为对佛道仙灵更大范围的供养。
图 2 “阿弥陀佛背慈悲方寸”金钱
图 3 “香花供养”金钱
图 4 “香花供养”银钱
蒙元时期佛教的兴盛和发展得益于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等元代历朝皇帝的认可与支持。从蒙古汗国时期开始至元末，中外各宗教势力就得到了全面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兴盛。忽必烈即位改元后，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被尊为国师，统领天下佛教徒，寺院建设及各类宗教的发展和传播比之蒙古汗国时期更胜，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都顺利发展，可谓 百花齐放。例如，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抵达元朝京 城，他本人信仰天主教，携带新教宗的书信，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之后在元朝担任官员长达10多年。元代寺院和僧尼人数众多，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凡二万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计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元代供养钱的品种和数量是历代之中最为丰富的，供养钱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元代的专属。
孙仲汇先生在其《元代供养钱考》一文中将元代供养钱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年号类，钱文作通宝、元宝、贞宝，宝字分为繁体宝与简体宝两种，如:延祐贞宝、至大元宝等。二、年号国号类，如:大元至治，三、寺院名称类，如:承华普庆、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等，四、纪年类，如:至治元年、大德元年等，五、佛家名号类，如: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慈氏菩萨等，六、供养、进香钱类，如:一切诸佛、一切圣僧、进香直社等。
蒙古汉国时期供养钱，小型银质“大朝通宝”光背简体宝，北京藏家洪星珍藏，直径16.3毫米，重1.2克。“大朝通宝”是成吉思汗蒙古汗国时所铸，有银、铜、铅三种材质，直径分小平和小型两种，背面分光背、背徽记、背畏兀尔文等，小平尺寸稍多，小型与背戳记多者极罕，背畏兀尔文者为仅见，铜质大朝者亦极罕见。
图 5 小型银质“大朝通宝”光背简体宝
上世纪四十年代，罗伯昭先生曾得到“大朝通宝”银、铜各一枚，后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1986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口西塔密室内发现一枚银质“大朝通宝”背畏兀尔文钱，同时发现的还有绢绘佛像、木雕像、铜佛像、木花瓶等物（霍宏伟《钱币极品》），这枚钱显然属于供养钱性质。蒙古汗国最初的宫殿是在今蒙古国前杭爱省的和林万安宫，该遗址曾出土过大量佛像雕塑、壁画以及成千上万的擦擦等佛教物品，元上都也曾因寺庙众多而被戏称成为208庙，这说明蒙元时期佛教活动和佛教艺术的繁盛，此次展出的蒙古汗国时期所铸造的银质大朝通宝小型供养钱亦为一例证。当前，研究蒙元钱币的学者普遍认为，大朝通宝钱应主要为蒙古汗国时期当权者特铸，小平型主要为赏赐所用，而小型银质供养钱的主要是用于供养之用，由于轻薄小巧，更便于置于佛脏、香炉等器物之内，当为蒙元时期供养钱之祖。
另一枚为银质“至元通宝”背“玉”供养钱，为仅见品，亦为北京藏家洪星珍藏。直径20.6毫米，重3.4克。由于元代供养钱研究资料的匮乏，目前研究偏向认为，背玉的“玉”字指玉德殿，乃元代宫廷举办佛事的重要场所，位于皇宫之内，“在清灏外，七间，东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饰以白玉，蝥以文石，中设佛像”。玉德殿建成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所以此枚钱铸造的上限即为这一年，下限为元顺帝的后至元时期。另据《大元画像记》:“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六日进呈玉德殿佛样，丞相拜住......奉旨正殿铸三世佛、西夹铸五方佛、东夹铸五护佛、陀罗尼佛”，元仁宗同样对佛事活动重视有加，下旨在玉德殿加铸佛像用来供奉。
图 6 银质“至元通宝”背“玉”供养钱
其实元代皇室不仅仅在大内玉德殿内礼佛，亦有香殿等礼佛场所，皆有不同功用。除了皇宫内的礼佛之所，元大都内也建造了众多供奉皇室的皇家专属寺庙，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天源延圣寺等皆为元代大都的著名寺院。
图 7 元代大都图
元代供养钱另有以佛教经咒、寺院名称、诸佛菩萨名号、进香献香场所为主题的罕见供养钱门类，诸如“兜率天经”“大悲神咒”“一切诸佛”“诸佛贤圣”“进香直社背神”“大慈观音”“贤圣菩萨”“宝珠菩萨”“普庆寺宝”“大觉帝寺”“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等珍罕品种。
图 8 “兜率天经”供养钱
图 9 “大悲神咒”供养钱
图 10 “进香直社背神”供养钱
元代供养钱造型各异，花样繁多，如莲花形、挂牌形、葫芦形、人形、虎形，可谓五花八门。这些供养钱在形制、工艺和文字风格上虽与宫廷及皇家寺庙所制有较大区别，但极大丰富了供养钱的品种和数量，为我们探究元代人们的信仰和民俗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明清之际，佛教供养钱日渐衰落，宫廷尚未发现供养钱性质的宫钱。民间有一种被称为庙宇钱的，钱体异常厚重，一般无纹饰或仅有简单花纹，感觉与代用币有相似之处，无论其艺术性还是研究价值与前朝供养钱均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佛教造像钱
佛教造像钱是指以造像形式反映佛教主题的钱币。民俗钱币自晚唐五代开始出现各类造像图案，大多为仙官、佛陀、圣人乃至阎罗鬼怪，到宋金时期，此类钱币的品种、数量达到高峰，之后逐渐衰落。如何在钱币的方寸之间展现复杂的人物故事，对于钱币的设计和制作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从现存的民俗钱币实物上我们得以充分领略到古人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审美表现力。
下图的三枚钱币均为有关炽盛光佛和九曜（十一曜）题材。炽盛光佛是释迦牟尼的教令轮身，其变相开端于唐，盛于宋元，流风所及辽夏，一直延续至明代。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非常流行，人们认为持诵此经咒可以攘灾去恶。目前所见，有关这个题材存世最早的是敦煌藏经洞所出“炽盛光佛及五星图”（见后页）。此幅绢本佛画有明确纪年为唐乾宁四年（897）。另外，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的主佛塑像腹中，也发现了辽代雕版印刷着色的独幅佛画《炽盛光佛九曜图》，为白麻纸本。唐代之绢本与辽代雕版印本能保存至今自然弥足珍贵。然而同样令人惊叹的是，该题材竟然也存在于宋金时期的民俗钱币中，且有多种不同版别，各版别仙佛数量、造型、服饰也均有不同。这些民俗钱币对于研究“炽盛光佛九曜”佛教题材的源流演变提供了新的宝贵的实物资料，可以与绢本、雕版印本相互对照，互为补充，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枚为“炽盛光佛九曜”花钱，乃笔者所藏，仅见品。钱体硕大，直边阔缘，直径82毫米，重151克。此钱之圆穿有别于常规，位于顶部接近外缘处。穿下正背各置栏框，正面横置，内书“世盛”。此处读“世盛”或“盛世”，含义与此钱币似无直接关系，笔者认为应是“炽盛”的音译异书，代表“炽盛光佛”。背面栏框竖置，内书“九曜”。“曜”字偏旁作“禾”，亦当为异体字。这种在栏框内书写名号，最早出现在汉画像砖上，称为“榜题”，起到点明主角或主题的作用。与此类似榜题的钱币还有“二郎”背“真君”的。这枚钱币大宽缘，表面平整，整体画面布满，每位人物造型细节均表现出来。具备北宋特征。
图 11 “炽盛光佛九曜”花钱
第二枚为“炽盛光佛十一曜”花钱，为杭州藏家王帆珍藏，存世亦极罕。直径72.1毫米，重61.9克。此钱之众多仙佛姿态各具，章法排布极为讲究，既要照顾“佛”与众“曜”的主次关系，又不能简单罗列，平均分布，整体画面场面宏大却又灵动自然。在细节刻画上也均处理到位，非常难得。从线条、章法到铸造风格综合判断，此钱为宋代。
图 12 “炽盛光佛十一曜”花钱
第三枚为“炽盛光佛九曜”花钱，也是珍贵品种，但相对多见。对比上两枚，布局稍显拥挤，线条也略微生硬，缺乏灵动。这种版式风格的年代，倾向于金代。
图 13 “炽盛光佛九曜”花钱
炽盛光佛的形象，《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有说:“炽盛光佛相仪，毛孔飞光散，首冠五佛相，二手如释迦”。历代画像中，炽盛光佛往往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左手持金轮是其重要标识，右手作说法印。这三枚钱币上的“炽盛光佛”，第一枚结跏趺坐于“炽盛”栏框之下正中位置，第二枚位于穿右，第三枚则在穿上部。
图 14 “炽盛光佛及五星图”绢本画
九曜，又称九执，中晚唐时期多见于佛藏密教部经典中。《大毗卢遮那佛经疏》中提到:“执有九种，即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及与计都、罗睺合为九执”。所谓九执，是指九种持执之神。而十一曜，则为九曜再加上紫炁、月孛二位神祇。
对于九曜形象，在唐代乾宁四年（897）“炽盛光佛及五星图”绢本画上，表现“水星”是头戴猿冠手执笔的女子，“木星”是身着青衣、戴彘冠手捧花果盘的男子，“土星”是头戴牛冠倚仗且手执书册的老者，“金星”为头戴鸟冠、著白色练衣抱琵琶的妇人，表现“火星”为头戴马冠手持兵器的神将。这些头冠、服饰为典型唐代特点。而辽代雕版印本“炽盛光佛九曜”九曜的头冠均不带动物，另外“太阳”为身着官服头顶红球的男子，“太阴（月亮）”则为手端明珠的女子，“罗睺”是长有四臂的造型。
图 1 “淳化元宝”背佛像纯金供养钱
我们再回到那三枚钱币，第一枚上的“九曜”，头冠一律不带动物造型，人物服饰与开脸也更接近辽代雕版印本，年代为北宋。九曜的具体位置如下:“炽盛光佛”右侧戴冠捧球男子为“太阳”，左侧之捧球女子为“太阴”，左上执笔女子为“水星”，右上抱琵琶妇人为“金星”，钱背面下方居中倚仗而坐的老者为“土星”，“土星”右侧手执剑戟等兵器者为“火星”，右上戴冠手捧花果盘者为“木星”，“土星”左上披发四臂者为“罗睺”，左侧身旁仗剑者为“计都”。
第二枚钱上“十一曜”，以“炽盛光佛”作为正面，穿左倚仗手执书卷站立之老者为“土星”，穿下两位披发而形象怪异者为“计都”“罗睺”，穿上两位带头光者应为神祇“紫炁”和“月孛”。钱背面，穿上靠左为“太阳”，靠右为“太阴”，穿右侧居左女子为“水星”，居右抱琵琶女子为“金星”，穿左带冠手捧花果盘之男子为“木星”，旁边披发四臂执兵器者即为“火星”。
第三枚九曜，以“炽盛光佛”为正面，其下方左右分别为“太阴”“太阳”。左下方为“火星”，右下方为“木星”。钱背面，穿上为“土星”，其下方左右分别为“金星”和“水星”，最下面即为“计都”与“罗睺”。
这三枚钱上，“炽盛光佛”与“九曜”的位置排列均不尽相同。但看得出“九曜”之间的级别还是有所区别的，“太阳”“太阴”二曜相对最高，他们或伴佛左右或居穿上高位。另外“土星”的地位也比较重要，或居中或与佛相对而坐。再往下依次是“水星”“金星”“木星”“火星”，最后轮到“计都”与“罗睺”。以精美程度或审美高度看这三枚不同版别“炽盛光佛九曜”民俗钱，均不输同题材之绢本、印本，以佛教艺术图像史的研究角度评价，民俗钱更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