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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801
清雍正 御制粉青釉双龙尊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尺寸:高43 cm
《礼记•礼运篇》有云:「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的形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被认为是四灵之一，万物之首。古往今来，龙的文化品格体现着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自尊、自豪和顶天立地的自强、自信。在我国历代艺术品中，无论从生产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抑或从艺术造诣之高，陶瓷器上的龙形被视为陶瓷艺术的至高追求，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巅峰的缩影。
雍正皇帝风雅慕古，在朝期间陶瓷工艺有了极大的发展，据唐英的《陶成纪事》记载，单雍正朝仿古创新的各种高低温颜色釉便列出57条之多。雍正皇帝时代除了在仿古器物和釉色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且在单色釉的烧造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研制出仿古与创新釉色若干，可见有:天蓝、粉青、霁青、欧蓝、梅子青、欧红、霁红、茄皮紫、海棠红、浇紫、玫瑰紫、油绿、大绿、蛇皮绿、松石绿、鳝鱼黄、浇黄、米色、月白、紫金、乌金、描金、抹银、填白、水墨等。
雍正朝单色釉并无过多纹饰装饰，少部分有暗花纹，但凭造型、釉色取胜。雍正单色釉琢器体形俊秀，好似美人亭亭玉立的身材，均匀乾凈的釉色又像佳人光洁无瑕的肌肤，深受人们喜爱。其中最为瑰秀之作，便为雍正青釉御窑器，雍正青釉有粉青釉、冬青釉、和仿龙泉釉等。色泽上看，以粉青最淡，冬青稍深，豆青最重。青釉是以微量铁为呈色剂，是我国比较古老的色釉。而对于青釉的覆烧，直至雍正朝才达到绝对的成熟高度，故才方可烧造出是如本品之仿古隽品。
雍正帝在位时，常亲自过问御瓷的制作，尤其对单色釉的配制格外在意。因此，景德镇所产单色釉的品种在雍正年间大为增加。清宫旧藏之明代遗存的单色釉瓷数量，亦颇为可观，而康熙年间也屡有创举，但由于雍正帝对新釉色汲汲以求，所以单色釉在其治下仍迭有创新。清文件中有多笔记录，堪可证明雍正帝对单色釉的喜爱程度。
雍正御窑素以「古雅」著称于世，本件「清雍正御制粉青釉双龙尊」可为这一评语的最佳诠释。本品盘口，细长颈，溜肩，腹部丰满，至胫处渐收。颈上突起五道弦纹。口沿与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龙形柄高耸直立，龙头探进瓶口衔住口沿。肩部有八组椭圆形模印贴花装饰。通体施粉青釉，釉色沈穆深杳，宛若广袤深邃之天穹。外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从商周到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在陶瓷装饰上的应用从绘饰到堆塑，装饰手法和形象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变化，并开始与饕餮纹、云雷纹、人字纹、白虎纹、朱雀纹等其他形象共存。从周代追溯至唐朝，人们对龙形的相同看法只有三点:一是有鳞，二是变化无形，三是屈伸从时，随季节变幻。直到南北朝时期，陶瓷器出现了常见的龙形器型，如龙柄瓶、双龙耳瓶、龙柄鸡首壶等。隋唐五代时期器型进一步多样化，出现了白釉龙柄鸡首壶、青釉蟠龙灯、龙柄壶、龙纹三足炉、白釉双龙耳瓶、白釉龙柄壶、白釉龙柄双身瓶等。双龙尊自五代后消失，至清代雍正官窑覆现，雍正朝之后除乾隆早期尚有少量烧制外，之后又销声匿迹，成为绝唱。
中国唐代双龙柄壶又称龙耳瓶、龙耳尊、龙柄盘口壶等，其造型特点为盘口、细长颈、身体呈罐状，二龙口衔盘沿，尾接罐肩，如同双耳分立瓶口两侧。双龙柄壶造型的变化主要是颈肩部，颈部分为细长的素面颈和螺旋的旋纹颈，肩部分丰肩式和溜肩式。双龙柄壶是在以往的鸡头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隋唐时期的双龙柄壶有白瓷、黑瓷、三彩、铜、黄釉多种材质，其中以白瓷双龙柄壶最多。白釉者，可见北京故宫藏一例唐白釉塑贴双龙耳尊（参阅1），另见一例三彩者，北京故宫藏唐三彩双龙耳瓶（参阅2）。
本品造型源自唐代双龙尊样式，恢弘大气，釉色则由宋代龙泉青釉改良而来，润泽淡雅，二者完美地融为一体，代表了雍正御窑制瓷工艺与艺术的空前成就。
年希尧和唐英（公元1682至1756年）任督陶官期间，奉雍正之命进行了大规模的研发工作，期间大量的单色釉和珐琅彩应运而生。而许多新的釉色，很可能就是在历任御窑督陶官中的翘楚，唐英的督导之下诞生的。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唐英任职宫中内务府员外郎，1726年派赴景德镇，起初助年希尧协理窑务，但不久即全面接管御窑厂。唐英自身是见识渊博的陶瓷学者，且文学造诣极高。他的传世之作，为研究景德镇制瓷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1735年，唐氏撰成《陶成记事碑记》，文中列举了约五十七类器物和近四十种釉料。当中更提到一批从宋瓷汲取灵感的釉料，这些正是唐英的扬名之作。
《陶成记事碑记》列述釉料时提到「仿龙泉釉有浅深两种」，此类釉色应指的是为本品之「仿龙泉青釉」。传世雍正双龙尊亦可见另外所施三种釉色，于《陶成记事碑记》中皆有列举。北京故宫所藏雍正天青釉双耳尊（参阅3），应是唐英「仿铜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盘、人面洗色泽」。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一例茶叶末釉雍正双耳尊（参阅6），便为唐英书中之「鳝鱼黄、蛇皮绿、黄斑点」。由此可见，本品清雅隽逸的雍正粉青双耳尊，极有可为是唐英督制仿古之作，它极力迎合了以品味高雅、要求严苛见称的清代盛世君王之一—雍正帝，而其监制者的才情和成就亦是历任御窑厂督陶官中的佼佼者。
本品之粉青釉色，最为接近南宋龙泉窑之「粉青」上乘釉料，故本品摹古之作具双重意义:其形制可上溯至唐代，而釉料则师承南宋作品。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投入了大量资源，务求完善在白瓷胎上挂施青釉的工艺。明初景德镇御窑的瓷胎虽已采用靠少量铁呈色的青釉，但直至康熙年间，陶工研发出一种最适用于纯白（低铁）瓷胎的精制釉料，这种青釉幽微蕴藉，其含铁量约为南宋常见龙泉青釉的一半。
这种创新的瓷釉在雍正年间再度改良，终得出质感更为细腻和色调泛蓝的粉青釉。康熙年间更为诸多色调冠以「豆青」、「东青」等名，而雍正年间则有「冬青」、「粉青」等说法。
对比此类雍正御窑双龙耳壶，传世公私收藏仅见数例青花者与颜色釉存例，存世极罕。北京故宫所藏的清雍正天蓝釉双龙耳大瓶（参阅3），该瓶洗口，细颈，溜肩，肩以下渐收敛，圈足。通体施天蓝色釉，凸起数道弦纹，两侧口、肩之间对称置龙形柄，肩部有八组椭圆形模印贴花装饰。外底署青花篆体「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款。北京故宫亦珍藏一件形制相同但略小的雍正青花双耳尊（高32.3 cm），此例饰釉下钴蓝（双龙柄较直），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0年，页 108，编号94（参阅7）。巴尔的摩市沃尔特斯美术馆藏一例近似的仿官釉双耳尊，图见《Oriental Ceramic Art布歇尔（S.W.Bushell）》（页82，图例116，纽约，1980）。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The V&A Museum）藏一例较大的雍正青花双耳尊，它与本拍品形状相同，但为大尺寸例（高52.3 cm），见柯玫瑰著作《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页62，编号15（参阅8）。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市罗密博物馆的奥默珍藏（Ohmer Collection）中有一例形制相近的釉下青花双耳尊（参阅9），图见韦斯纳（U.Wiesner）著作《中国瓷器》（Chinesisches Porzellan）编号 51（Mainzam Rhein:1981）。克里夫兰美术馆普兰蒂斯珍藏（Elizabeth Severance Prentiss Collection）中也有一例器形相同的雍正粉青釉双耳尊高52.1 cm。2009年5月27日，一例形制相同但较小的乾隆釉下青花双耳尊（参阅13），高32.4 cm，经香港佳士得拍出，Lot 1830。出光美术馆藏有一例雍正颜色釉双耳尊，为茶叶末釉例（载于《出光美术馆中国瓷器珍藏》，编号 962，1987年）。沈阳故宫珍藏一件形制、釉色与本品相同的雍正双耳尊（参阅10），高52 cm，图见《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页 62-3 编号 5，2008年。北京故宫另保存有一例十分特别的雍正茶叶末双龙尊（参阅5），此器一耳原残缺，瓶腹部从右至左有毛笔书写楷书「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回园时哈拉口口撇下耳伤回明，二位大人着有库收讫特记」，此雍正双龙尊即可能用于圆明园等重要场所的陈设，损后并未被遗弃，而是一直保存在清宫，可探究雍正双龙尊在清宫收藏的重要程度。此类双龙尊曾为圆明园陈设之说，另有一例可证，为法国枫丹白露宫收藏（参阅11），现陈设于其中国馆之一例雍正茶叶末釉双龙耳尊，与上述破损瓶疑曾为一对，陈设于圆明园行宫内。综上例所见，雍正御窑烧造此式双龙耳尊，体量52 cm左右者居多，而小号者则仅见青花例，是如本品之粉青釉并体量为43 cm者极为鲜有，稀世珍罕。
此器秘藏京师百年，至为珍罕。器高43 cm，此尺寸为目前公私收藏雍正粉青双龙尊之孤品。高52 cm的双龙尊目前已知三件，分别为克利夫兰美术馆Prentiss珍藏、美国加州陈氏典藏博物馆藏品（后于1991年伦敦佳士得释出）、著名收藏
庚子事变后奉慈禧之命负责散落宫外的器物的重新收集工作，尤其以宋瓷名窑、及清三代御窑为盛。由此，成为故都在古玩收藏中，与郭世五齐名的两大收藏大家之一。郭氏藏瓷于40年代全部捐赠故宫，而庆宽家族藏瓷于1980-90年代，归于其十几位后人，并偶有市场流通，时有所出必为90年代北京拍卖公司的器物封面。
盛 世 龙 腾
宫廷艺术及重要器物精选拍品
Lot 702
清雍正 青金蓝釉广口梅瓶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尺寸:高17.5 cm
估价:RMB 1,500,000 - 3,000,000
蓝釉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是以天然钴料为着色剂的高温釉，至宣德朝烧造工艺纯熟，蓝釉质感凝厚，色泽艳美犹如蓝色宝石一般，闻名于世。至清代雍正一朝，清世宗胤禛对色调单纯之瓷器最为倾心，因代表了含蓄而优美之趣味以及高雅而清新之格调，故其极为钟情一道釉器，尤以蓝釉为最，北京故宫所藏《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就有此种蓝釉器出现，可见雍正帝对此之珍爱。
青金蓝釉乃雍正时期督窑官唐英创新的高温蓝釉品种，以乳白釉为底釉，施吹洒钴蓝料之工艺烧制而成，釉色由青、蓝、白等斑点组成，以蓝色为主的各种斑点辉映成趣，因其貌极类青金石，故得名「青金蓝釉」。此类青金蓝釉器传世极为稀少，本品可谓其佳器之代表。
此梅瓶广口，短颈，丰肩，鼓腹，长腰敛收，近底外撇，下呈圈足，曲线优美，亭亭玉立。此类广口梅瓶为雍正时期所独有，其造型来源于顺治、康熙早期的广口象腿瓶。较之原器，广口梅瓶线条更为柔和优雅，整体造型俊秀标志，御窑风范尽显，应是唐英为展现当时登峰造极的纯色釉所创作之新器形。瓶身通体施青金蓝釉，釉色恬静深蔚，犹如蓝宝石般晶莹，错落有致的斑点中伴黄褐金星，荡漾出一股华贵之气。釉面肥润，光华隐隐，如宝如珠，若言瓷器来源于火的艺术，此瓶便是其最佳诠释。
本器为清雍正御用之花器，查阅目前世界公私收藏，仅见此一例清雍正青金蓝釉广口梅瓶，暂未见与本瓶釉色、器形完全相同者，可谓传世之孤品。
Lot 703
清乾隆 仿官釉如意飘带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尺寸:高22.5 cm
估价:RMB 3,500,000 - 6,500,000
尊撇口，束颈，鼓腹，圈足微侈。通体施仿官釉，釉面纯凈莹润，釉色青逸静穆，极尽古雅，圈足内署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整体大朴尚简，釉面温润凝泽，宝光自蕴，古意盎然。
查阅清宫档案，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九江关监督海福进「观釉锦带瓶成对」，属该年「年节贡物」，命交佛堂。该对瓶配紫檀座，于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初一日，供于太山娘娘庙。清宫档案记录的瓷器中，以「锦带」、「锦袱」等装饰者极少。观此瓶之款识风格、烧制水平，极有可能即为前述档案所载「观釉锦带瓶成对」。
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间，海福任九江关监督，兼任督陶官，即此前唐英所任之职。此对瓶以海福个人名义进贡，且至其卸任之时，此器尚未核销款项，当为其自筹资金烧制，想必其为博皇帝圣心，在制作过程中极为用心，精益求精。当次的「年节贡物」仅十一对，计二十二件，较之大运瓷器，数量极少，更显此类之珍稀贵重。海福任内，瓷器烧制技艺仍十分精湛，所制精品不乏创造瓷器拍卖纪录的传世名品。曾创下大陆地区瓷器拍卖纪录的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便同样出自海福任内，进贡于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比「观釉锦带瓶成对」晚进贡一年。
清宫档案中所言之「太山娘娘庙」，与碧霞元君信仰有关。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明清时期，碧霞元君被认为有「庇佑众生，灵应九州岛」之能，多次得到帝王致祭、赐额。乾隆皇帝曾六次登临泰山，至碧霞宫拈香。明清之时，对碧霞元君的崇拜蔚然成风，从泰山一隅，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仅北京便曾建有几十座「泰山娘娘庙」，圆明园宫门外便有一「泰山圣母庙」。据《日下旧闻考》载，「圆明园……宫门右有泰山圣母庙……俗称娘娘庙，康熙年间建」。北京最著名的娘娘庙是东西南北中五座，合称「五顶」。乾隆皇帝《广元宫六韵》诗中有云，「碧霞元君庙在泰山顶，北方祠祀极广，屡着灵应，京师建庙城外，有五顶之称」，可见清高宗对碧霞元君信仰之重视。
四月十八日，是碧霞元君诞辰日。乾隆皇帝曾多年于四月十五日，陪其母亲至北京西顶之广仁宫上香。另据清代《岱览》中载，「自乾隆二十四年以来，每遇四月十八日，遣内大臣赉香帛进谒以为常。御赐彝器炉鼎瓶盏，多晶玉金磁之宝」。查阅清宫档案，供奉器物至泰山，常发生在四月初，如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泰山供」汝釉瓜式瓶一对；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泰山供」青花白地凤耳瓶一对。
乾隆三十五年，为庆祝乾隆皇帝六旬圣寿、圣母皇太后八旬大寿，乾隆敕令重修岱庙，碧霞宫也进行了重修。前述「观釉锦带瓶成对」即于该年的「四月初一日」供于太山娘娘庙，时间符合四月初供器的习惯，也或许与此次重修有关。
仿官釉为仿南宋官窑釉色而成，雍正时期即有烧制。于雍正十三年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记》中，载五十七种每年进贡之釉色，仿官釉位列第一，「仿铁骨大观釉，有月白、粉青、大绿等三种，俱仿内发宋器色泽」。乾隆十二年，唐英又编纂《制造瓷器则例章程》，「大观釉器」为所列琢器之一，泥土、釉料皆需特别配置。官窑乃宋五大名窑之一，本器釉质温润盈泽，釉薄处，隐见仿官「铁骨」之色，深得宋器之精髓，清雅古拙，敦厚穆雅，予人无尽审美体验。
本器尤为难得者，乃其颈部以瓷仿绳纹二周，并系一结。颈部绳系的技法成型于清代的包袱瓶，又称布袋瓶、袱系纹瓶。器形多样，尺寸有大有小，主要特征是在瓶身的肩部位置用塑型或绘画的方式，装饰一圈包袱状带饰或者是束带纹饰，无论是塑型还是绘制纹样，包袱上织物的褶皱、起伏大多刻画细腻精致，惟妙惟肖。此类瓷器「包袱」部分的纹饰明显有别于器身其他部位「平面」的纹饰，有凹凸、重叠、扣结的立体设计，在坚硬的瓷土上用精妙的手法来表现柔软织物的质感，用鲜艳亮丽的色彩来表现丝织物的美艳，两者的完美结合达到了陶瓷美学的极致。袱系纹的广泛应用，使几百年以来的经典陶瓷器形有了突破性的创新，因「包袱」与「包福」、「百福」谐音，故这种崭新的形式受到清代宫廷的喜爱和认可。这一吉庆寓意，在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粉彩花卉纹塑贴三婴戏瓶（故00152197）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瓶身颈部绕以矾红彩绳，两小童以玩闹之态，似在拆开系扣，颇富童韵稚趣。至为精美者，如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清乾隆珐琅彩松竹梅包袱瓶，兼具素雅与华美之精粹。
在传世清宫遗存中，除以包袱纹装饰瓷器外，尚见有包袱纹珐琅器、漆器、玉器、料器以及文房包装盒等。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乾隆四年九月十九日首领李久明，催总白世秀将配座……成窑高足钟一对，红花白地高足碗一对，珐琅包袱瓶一件……」又载:「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铜胎西洋珐琅包袱瓶一件，随座。传旨:用此瓶胎骨烧掐丝珐琅，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可见乾隆皇帝对于包袱瓶这一器类的重视和喜爱，在制作珐琅器的过程中仿照瓷器的设计，也选用了「包袱」这样的题材。此瓶纹样吉祥新颖，釉色青润纯雅，乃是乾隆喜爱之包袱瓶一类中的上品，保存完整，十分难得。
Lot 704
清乾隆
御制青花釉里里红缠枝花卉纹梅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
尺寸:高35.5 cm
清乾隆一朝堪称中国瓷器历史之巅，其彩釉之丰富，品类之繁覆，技术之高超，皆空前绝后, 特别榷陶使者唐英殚心竭虑，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藉以御窑厂之能工巧匠，既崇尚覆古，亦勇于创新，所带来的技术突破与艺术新姿采均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尽显乾隆盛世繁缛奢华之美。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
此梅瓶乃乾隆御窑之名品，亦为仿永宣中的绝佳上乘之作。梅瓶圆口，短颈，丰肩，鼓腹，收腰，下承圈足，造型秀美，亭亭玉立。器身通体以青花釉里红之技法装饰，颈部与底胫部饰变体莲瓣瓜果纹一周，瓶腹绘满缠枝花卉纹，花朵硕大饱满，花瓣层层打开，露出花心，柔美娇嫩，枝叶舒展，缠绕于花间。瓶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梅瓶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代磁州窑瓷器上有书「清沽美酒」等文字，可知其最早为酒具，但辽代壁画中所见用来插花，可见又系陈设瓷。梅瓶是一种瓷器经典之器形，宋代后历朝各代都曾烧制，只是器身随着各朝审美而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的梅瓶从瘦长秀丽演变为矮而丰腴，无疑是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在北京故宫宫廷原状陈列中清贴黄小立柜中可见与本品相近器形之梅瓶。《饮流斋说瓷》亦有记载:「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
本器具有显著的清乾隆时期梅瓶的特征，乾隆时期的梅瓶肩部特别丰满，几乎成一条直线，腰部以下收得较直。其纹饰、青花发色带有明显的仿照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烧造的特点，永宣青花备受乾隆帝推崇，明永宣两朝的30余年里烧造的青花瓷，在青花瓷烧造历史上堪称稀世珍品。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乾隆帝曾多次责令景德镇御窑厂慕古创新，研习永宣青花烧造技巧。此件梅瓶，以花卉纹为饰，题材与15世纪早期流行的海水云龙纹大不相同，更突显梅瓶的雅致，既慕古，亦创新，为乾隆官窑早期的仿明代宣德的精品。
本器可谓以瓷胎为纸，钴蓝、铜红为墨，所绘缠枝花卉纹饰构图繁覆细腻，章法严明考究，其艺术水平颇高，而以技术难度论，本品之瓷绘丹青则更胜一筹。其青花浓淡相宜，颇具宣青之妙；釉里红发色浓艳，笔法精妙，色泽层次分明。青花和釉里红是两种不同的呈色剂，钴与铜烧成的温度和气氛要求不同，烧制难度极大，因制作工艺繁杂覆而苛刻，自永宣后少有成器者，乾隆御瓷推崇永宣御器，故御窑厂大力摹造，即便如此，观有清一代青花釉里红制品，青花浓重时则釉里红发色暗淡，釉里红鲜艳时则青花灰暗，两全其美者，百中不见一二，历为榷陶者所伤神，而本品之青花与釉里红均鲜妍欲滴，恰到好处，益见其难能可贵。
本器另一重要而特殊之处则是六字双行楷书底款，乾隆朝前后历时一甲子，工匠兴替之故，御瓷款字变化较多，以篆书为主。关于乾隆御瓷款字问题，在乾隆登基之初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沿袭雍正朝的写款传统尤为正常，故楷篆并重，直到乾隆二年十月始有专谕下发。十三日乾隆皇帝批谕「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盘，碗，盅，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同时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此，三天之后再下发御旨一道:「于十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交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烧造尊、瓶、罐、盘、钟、碗、碟瓷器等，俱照此款式轻重成造。钦此。」在最新的谕旨中，乾隆皇帝似乎对篆款情有独钟，并且专门提供款样，要求以后烧造所有御瓷皆照此样书写篆款。故今日所常见者应为乾隆钦定之篆字款式，烧制于乾隆二年十月以后。而烧制于此之前的篆款和楷款器皿，其前后使用时间不足两年，故传世乾隆官窑器物底落款大都以六字篆书为多见，而本器底落六字双行楷书款，字体清秀规整，属乾隆朝早期烧制。
Lot 705
清雍正 仿成窑斗彩应龙纹天字盖罐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尺寸:直径11 cm；高10.4 cm
有明一代，成窑御用瓷以胎体细润、釉面温润如玉、色调柔和宁静、绘画淡雅优婉而著称。斗彩于成化时达至巅峰，如明人王士性（1547-1598）撰《广志绎》中曾言，「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颇有画意」。
各式器型中，斗彩罐为成化斗彩绝妙佳作，明末谷泰撰《博物要览》中赞其曰，「五彩……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其中尤以底部书「天」字款之斗彩罐最具特色。「天「与「地」相对，喻指「宇宙万物」；历代帝王均以「天子」自居，乃天降之子；敬「天」法祖，方得天下苍生太平安乐。故天字罐或为御用，或为礼天所需，等级极高，深得时人喜爱，堪为一代名品、皇冠上之璀璨明珠。
清雍正时期，受雍正帝重汉尊儒、崇尚佛道思想的影响，瓷器制作隽秀精雅，与成化神合。其时，常以成化斗彩器为原型，制同类品，以示尊古追古之心，亦加以改良，试图超越。成化斗彩天字罐见饰行龙、瓜龙、海兽等纹样，每种存世不过区区数件。本器以应龙纹天字罐为原型，上承成化之清丽柔美，结合雍正御窑之精致细腻，融汇明清御窑瓷器清雅工细之巅峰。
有翼之龙，名为应龙。相传大禹治水时，应龙以尾画地，顿成江河，水流入大海。《山海经》记，应龙杀蚩尤与夸父，以尾画地，水泉流通；汉代画像砖拓片中，常见应龙，灵动飘逸，或有引魂升仙之能；南朝梁任昉《述异记》:「水虺百五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明人王鏊《守溪笔记》中载，「宣宗一日于禁中阅画，见龙有翼而飞者讶之」，陈继对曰:「龙有翅，曰应龙」，出自《尔雅》。
应龙富于神话色彩，神通尽显，明代早期官窑中零星出现，至明中期逐渐增多，以成化时期为最。明朝人常以应龙比喻贤人，象征朝廷礼贤下士、广聘贤能。
成窑绘应龙之例，见景德镇珠山御器厂窑址出土成化斗彩应龙纹天字盖罐，及大维德基金会藏一例（PDF. 784）。雍正仿成化应龙纹盖罐亦极为珍罕，本器即为此中佳作，既得成化趣味，又凸显本朝气象。罐腹两尾翼龙，一前一后呈相互追逐之态；昂首怒目、厚唇卷鼻颇具成化遗韵，龙身则更为矫健，双翼更富张力。龙纹之旁以绿彩「云纹」为衬，或为如意之形，飘逸灵动；或为蝌蚪之状，碎剪云霞。罐肩及足上环饰「莲瓣纹」，以红绿黄三色错落迭加，素艳结合，甚是悦目，与主题纹饰的大面积青花相比更显可爱，也衬托出整体的大气庄重。
本器形制纹饰皆仿天字罐，龙纹率意洒脱，形制端秀，但底部署「大清雍正年制」款，肩部、胫部莲瓣纹用色更为细腻丰富，不止于简单模仿，更是充分张扬本朝之成就。
此类雍正龙纹罐传世极为少见，除本器外，完全相同之传世品仅见三例:一例为清宫旧藏，现藏于北京故宫（故00151961），出版于《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下，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9月，页126，编号52；第二例盖已遗失，由Julia C. Gulland 夫人于1907年捐赠予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编号622-1907），著录于A.Hougron，《La Céramique chinoise ancienne》，巴黎，2015年，页212；第三例曾上拍于苏富比伦敦，1966年4月26日，编号132，后再次上拍于苏富比伦敦1972年12月12日（编号119）、佳士得纽约2011年9月15日（编号1543）。第三例盖亦遗失，配清代盖，后于中国嘉德2013年11月15日上拍，编号5152，成交价人民币517.5 万。
此罐款识与上述故宫博物院所藏及嘉德拍品几近相同，当为一人所写。观款识风格，收笔处顿挫有力，或制于雍正早中期，对应安窑至年窑早期。查阅现存清宫档案，雍正曾至少两次下旨，仿烧成化斗彩罐，分别在雍正三年、雍正七年:
雍正三年一月十九日，「交成窑五彩罐一件……传旨嗣后烧珐琅并磁器，俱照五彩罐上花样画，尔仿此样亦烧做几对……于四月十二日做得……五彩花白地罐二对……于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将原交成窑五彩罐一件……呈进。」
雍正七年四月十六日，「交来成窑五彩磁罐一件（无盖），传旨着做木样呈览……四月二十日做得画五彩木样一件……照此样烧造几件。原样花纹不甚好，可说与年希尧往细致里改画……四月二十五日将成窑五彩罐一件，并木样一件，郎中海望交年希尧家人郑旺持去」
档案中虽未言明仿烧的纹样，但由内容可知，两次分别烧造了「两对」、「几件」，每次烧造的数量极少。此外，雍正皇帝对成化斗彩罐的纹样不甚满意，要求「往细致里改画」，可见本器较之成化罐，肩部及胫部莲瓣纹更为细腻，源出雍正帝极高的审美追求。
此类盖罐的盖极易打破或遗失，即使在清宫中亦是如此。清代帝王极其重视，曾多次命为成化罐配盖:雍正七年，命年希尧为一成窑五彩磁罐「添一盖」；乾隆四十三年，交五彩磁天字罐，及其坏了的盖，命「将破盖粘好，发往江西照样烧造罐盖一件送来」。本器器盖纹样与罐身纹样呼应，青花料彩相仿，当为原配，极为难得。检寻存世相类品，唯故宫所藏配以原盖。私人收藏中，原配盖、罐仅此一件，珍贵至极。
另见底书「天「字款，造型、纹样相近之斗彩罐两件，龙纹较为娟秀，肩部及胫部之变形莲瓣纹仅以黄彩填涂。其一为上海博物馆馆藏，见《明代官窑瓷器》，上海，2007年，页299，标注为「雍正时期」；另一曾上拍于佳士得香港，2013年11月27日，编号3387，年代标注为雍正/乾隆。参考台北故宫藏两例五彩龙纹盖罐（故瓷011281、故瓷011280），底部署乾隆款，余处与前述二例如出一辙。由此或可推测，此类较规整之龙纹天字罐，或许皆为乾隆时期所制，更凸显雍正仿成窑罐之珍稀，有如凤毛麟角。
本器曾为英国布鲁耶古董商珍藏。布鲁耶创立于1884年，是英国二十世纪最具实力的中国古董店之一。其客户包括众多收藏大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为布鲁耶颁发「国王特许证」）、大维德爵士、乔治·尤摩弗帕勒斯（其藏品中，余千件成为大英博物馆等馆藏。其余331件，于1935年布鲁耶以专场形式展卖）、玫茵堂、卡尔·坎普、叶义医生等等。
此外，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香港艺术馆等不少馆藏，都得力于布鲁耶。布鲁耶的掌门人曾以专题形式介绍推广英国私人藏家，组织展览，将明清两朝的相类器并列展陈，为藏家和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学习讨论机会，也确立了布鲁耶在市场中的引领地位。
百余年间，布鲁耶过手的精品数不胜数，明宣德青花龙纹罐、多件明成化青花花卉纹宫碗、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纹碗、清乾隆洋彩狩猎纹海棠尊等等，皆由布鲁耶精选，推荐给藏家收藏。其在青铜器、玉器、漆器等诸多领域亦曾涉猎。
从私人藏家到世界知名博物馆，或许可以说，布鲁耶极大程度上塑造了欧美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版图。此罐经由布鲁耶精选，后为英国私人收藏逾半个世纪，诉说着三代古董人与藏家对中国艺术文化的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