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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马叙伦
灵秀岩俯瞰、行书七言联一堂
设色纸本、水墨纸本 立轴、镜心
69.5×34.5 cm
71.5×15.5 cm
来源:征集自傅雷先生直系家属。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江苏南汇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著有《傅雷译文集》。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黄宾虹
桂山深处
镜心 设色纸本
32×22 cm
出版:
1.《黄宾虹画集》,图编2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2.《黄宾虹画集》,图编27,华正书局(台北),1987年版。
来源:征集自傅雷先生直系家属。
黄宾虹
山隖云深
镜心 设色纸本
33.5×22.5 cm
来源:征集自傅雷先生直系家属。
黄宾虹画集出版物
平生知己——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交
黄宾虹
黄宾虹与傅雷从四十年代初初遇。他一生宣扬黄宾虹,是宾翁艺术的重要推手。他是真正的艺术评论家,既有西学的背景,对传统文化认识也相当深刻。他也是宾翁的伯乐,认为黄宾虹不仅是传统的集大成者,还是未来的开拓者。在二人大批书信往来中,可见不断发表和交流关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真知灼见,相同的艺术见解足以跨越四十三岁的年龄差,搭起二人之间的对话桥梁。正是两人都秉持着传续民族精神的文艺追求,傅雷在黄宾虹的启发下,深入的中西通悟及民族性阐释,使得两人在灵魂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成为难觅的知音。
1943年黄宾虹八十画展,前为傅雷、朱梅馥夫妇
傅雷以翻译著称,但令他引以为傲的却是美术批评家,他曾翻译和撰写过很多艺术文字。据杨绛先生回忆,曾劝傅雷到清华大学任教,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四十年代初由顾飞介绍互通书信,黄宾虹见到了顾飞表弟、翻译家兼美术评论家傅雷。起初交往的主要原因在于傅雷审美趣味的改变。傅雷广博的中西学背景,在他品评黄宾虹的作品时显示出独特的面貌,从中也体现出傅雷沟通中西的艺术理想。1943年,傅雷作《观画答客问》(原载《黄宾虹书画展特刊》):“客有读黄公之画而甚惑者,质疑于愚。爰述问答之词,就正于有道君子。”已然成为平生知己宾翁艺术的发言人。这篇文章深得宾翁肯定,他将之拿来作为讲义在北平艺专传授书画理论知识。
1964年,傅雷在书房,背后是黄宾虹的画
当时宾翁门生代为筹办个人书画展览会受到重重阻碍。傅雷闻之,极力主张在上海举行宾翁个人书画展览会,并自揽操办、宣扬之责。1943 年傅雷为黄宾虹举办画展,那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有正式见过面。画展由傅雷、顾飞和裘柱常(顾飞丈夫)倡议发起,他们忙前跑后办理各项事宜。傅雷担任总策展人,可谓不遗余力,从作为联名发起人联系艺坛名家、印画册、布置会场、迎接来宾,到引导观众欣赏画作、作现场导览、推广售卖画作、记录售出情况……事事尽责,并及时汇报给远在北京的黄宾虹。
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家中,1965年
两人长达十数年的忘年相交,中间往来通问许多次。仅在1943年,二人就频繁通信,讨论画理,互发高见,私淑良久。傅雷给黄宾虹写下第一通书信表达崇敬之后,大致介绍了自己对艺术的鉴赏兴趣和主要观点,并对黄宾虹作品予以精准的高度评价 :“蕴藉深厚,直追宋人,而用笔设色仍具独特面目。”“直追宋人”正契合黄宾虹当时在山水画创作上的一条重要艺术追求:上追宋元正统,傅雷对黄宾虹山水画的品鉴可谓高山流水般心领神会,因此黄宾虹在刚开始接触傅雷时便产生了一些知音相合之感。
傅雷还指出,“吾国近世绘画有数端”,“先生所述董巨两家画笔,愚见大可借以说明吾公手法,且亦与前世纪末页西洋印象派面目类似。彼以分析日光变化色彩成分,而悟得明暗错杂之理,乃废弃呆板之光暗法,而致力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之表现,同时并采用原色敷彩,不复先事调色,笔法补趋于纵横理乱之途,近视几无物象可寻,惟远观始景物粲然,五光十色,蔚为奇观,变幻浮动,达于极点,凡此种种,与董北苑一派及吾公旨趣所归,似有异途同归之妙。”指出了东西方艺术共同的旨趣。
他欣喜地发现,黄宾虹作为20世纪最了解中国艺术传统的学者之一,不仅对西方艺术并不抱排斥的态度,而且还提出中西艺术有相似之处、可互为参照的观点。有了更加清晰的方向,也进一步发现了中西艺术之间得以打通的方方面面。傅雷还在信中直言黄宾虹的作品能引起自己反复观摩而不倦、如痴如醉的原因 :笔墨幅幅不同,境界因而各异……苍老中有华滋,浓厚处仍有灵气浮动……两三笔直抵千万言,此其令人百观不厌也。可见,傅雷在面对黄宾虹集传统修养之大成,而又从写生中开新面的山水画时,能很快体悟到黄宾虹艺术的精髓与高度。
傅雷在黄宾虹1955年离世后,一直操心黄老身后的各种事宜,包括艺术遗产的保存、著作的整理、纪念馆的落成开放等等。而黄宾虹保存有完好的傅雷书札多达一百二十一通。在他的最后岁月,经常对人提起傅雷是“平生一大知己”。直至1955年3月27日《傅雷家书》沉痛记录道:“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去冬我身体不好,中间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11月初到杭州去,连续在他家看了二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诀。听说他病中还在记记挂我,跟不认识的我的人提到我。我听了非常难过,得信之日,一夜没睡好。”为建立“黄宾虹纪念馆”,傅雷四处奔走,代表宋若婴向浙江省文化局长、翻译家黄源写长信,希望充分重视宾翁成就的重要性和他的艺术遗产的价值,使他获得应有的尊重。至1957年末,纪念馆终于对公众开放;第二年,他的收藏也正式由浙江省博物馆接收。鉴于傅雷在文化界的地位和他与黄宾虹的亲密关系。陈叔通在出版黄宾虹手稿时,也邀请傅雷审阅。汪己文编撰《黄宾虹年谱》(1961年,香港)时,也编辑了《宾虹书简》,请傅雷做序,其中也收录了很多通傅雷的信件。
对于黄宾虹来说,傅雷是当时最能懂其山水画之“内美”的人,是难遇的“钟子期”;而对于傅雷来说,黄宾虹就像是当时中国画坛的一道曙光,照亮着中国绘画前进的道路,是民族文艺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