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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发展至明清两代，不仅创造出海内外为之惊叹的永宣御窑名品，又迎来了清代雍乾时期制瓷的黄金时代，无论青花亦或彩瓷，皆登峰造极，而其中又以“吉祥瑞意”成为永恒。是次，《宸赏——明清御瓷珍玩》宫廷夜场，再现此恢弘主题，以飨藏家。
Lot 1181
清乾隆矾红缠枝莲开光金彩“迎祥”瓷板挂屏
41.5×21 cm、45.5×25 cm（含框）
瓷板长方形，外周矾红彩绘缠枝莲纹，内长方形开光，开光内满绘珊瑚红地，中央留白，上饰金彩书“迎祥”二字，字体端正大气，方劲刚强。
挂屏是粘贴或镶嵌在框里供以悬挂使用的屏条，因其如同画轴和画框一样悬挂于墙壁之上而得名。“迎祥”为清宫过春节时常用吉祥语，《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载，乾隆十九年（1754年）正月七日，“首领桂元传，上曰宫内圆明园等处所有出门见喜、迎祥宜春、吉祥如意、事事如意、宜入新年、天官赐福、南极肠（长）寿、一年康泰俱换今年的贴上，从前元年至十八年贴的俱各揭下”。可见其作为吉祥语装饰被大量使用，且定期更换。
除春条外，“迎祥”多见于缂丝挂屏，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迎祥”紫檀木边缂丝迎祥字纹挂屏，可作参考。清宫档案中瓷质“迎祥”挂屏的记录较少，乾隆元年（1736年）的贡档进单中见有“迎祥瓷挂屏成对（赏二阿哥一件、三阿哥一件）、宜春瓷挂屏成对（赏三阿哥一件、四阿哥一件）”。此处记载“迎祥瓷挂屏”或为本品之样式。
Lot 1195
清乾隆洋彩百鹿尊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H:43.5 cm
本品体量硕大，通体纹饰以粉彩绘就，肩部置双矾红描金螭龙耳，腹部通景满绘百鹿图。山峦叠嶂，浮云飘逸，溪流潺潺，山石草木间梅花鹿、玄鹿、白鹿神态各异，纹饰布局饱满，宛若一幅山水瑞鹿画卷呈现于眼前。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其山石以浓重蓝料敷染，更显林壑尤美、错落有致，在同类乾隆百鹿尊作品中已属难得。
明清帝王极其重视祥瑞，认为其是君德贤明的征兆，皇帝行仁政，天便降下祥瑞之物，以示褒奖，鹿便是其中一种瑞兽，明清常见有官方关于鹿的记载。崇庆皇太后八十圣寿之时，乾隆皇帝便以鹿为题作《多禄图》，题跋读“鹿为不老之兽，装以成轴，敬献慈宁，用介眉寿也”，可见鹿的形象饱含福寿安康的吉祥寓意。
鹿在清代更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清人以骑射立国，武功定天下，清朝历代帝王对于骑射围猎尤为重视，每年秋季进行“木兰秋狝”，意为“哨鹿”。因而鹿的意象又包含了乾隆帝不忘祖先创业艰难，祈求国运昌盛之意。赋予了此双重意义的百鹿尊堪称帝王铭德之器，天禄永昌，彰天下之大，显盛世之治。
本品所绘百鹿图，其粉本或源自清代画家沈铨所作《百鹤百鹿图》六扇屏风，是图以平远法构图，松柏丛林间，群鹿姿态各异，或行或止，或低头食草，或嬉戏玩耍，作品之构图、群鹿之姿态与本品颇为相似。沈铨师胡湄，其笔意远追北宋黄家，近取明代吕纪画法，于花鸟走兽的描绘有深厚的写实功底，以精密妍丽见长。从其作品钤“臣铨印”、“臣铨之印”可见其颇受乾隆皇帝青睐，此时其画风也颇具有宫廷气息，始绘名贵鸟兽，配以四季景物，极具富丽堂皇之感。
以彩作百鹿图大罐始于明代万历，器型与清代略有差异。清代百鹿尊则在明代基础上对器型加以变化，乾隆时期始烧，后历代延续烧造，在清档中名为“百禄尊”。
检索公私收藏可知，日本静嘉堂所藏一例无耳百鹿尊，推测其应于乾隆早期短暂烧造，数量极少。后经对器形不断完善调整，而形成了矾红耳与蓝彩耳两式百鹿尊。
与本品相类者，可参考一对胡慧春先生捐献上海博物馆藏品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此三件与本品所绘百鹿图像近乎一致，百鹿毛色皆一致，故宫博物院藏品同样在山石间加敷蓝彩。
本品来源于美国收藏家 威尔逊·福斯Wilson Foss，其出生于1844年，年轻时便极具商业头脑，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生意之余他对东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大量游历亚洲国家。福斯于1930年去世后，其子将其大部分藏品捐献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华盛顿国家艺术馆。
Lot 1191
清乾隆青花“江山永固”云龙纹钵式缸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D:63 cm
清代云龙纹缸器型多样，本品为敛口钵式缸。此式康熙朝见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及青釉装饰者，多装饰龙纹。乾隆时期，御窑制瓷工艺达顶峰。本品无论器型、画工，皆折射出盛世气象下皇家追求恢宏华丽的气度。
外壁青花绘云龙纹，四龙呈升腾之势，腾骧奋鬣，鳞爪飞扬。气势磅礴，浑厚凝重，一龙回首，一龙作追逐状，龙形仿嘉靖风格，狂风中海水翻卷，江崖稳如泰山。胫部绘以江崖海水纹，具有惊涛骇浪中江山永固的吉祥寓意。
乾隆朝所制青花云龙纹缸，鲜有落款者，此式云龙纹钵式缸存世甚罕，仅见英国皇家信托收藏(Royal Collection Trust)藏有一件乾隆朝青花云龙纹钵式缸，仅龙纹与本品有别，为清代风格，款识与本品极其相似，应为同一人书写。故可推测，其为同本所制两式，其一为仿明龙纹、其二为清代龙纹。根据英国皇室档案记载，1793年，乾隆皇帝曾送给国王乔治三世的礼物中便有一对青花云龙纹大缸，英国皇家信托收藏者便是其中之一，其档次可见一斑。
另外，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乾隆青花云龙纹缸，口径42.5公分，略小于本品，但纹饰布局和龙纹描绘十分接近，唯独胫部为绘于弦纹间的海浪，而非与主题纹饰通景的海水江崖。可见当时以此式，制有不同尺寸者，本品当为其中最大者。
Lot 1194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大铺首尊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H:49 cm
清王朝自建立对藏传佛教的格外推崇，尤以乾隆皇帝最为笃信。除大兴庙宇外，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各式器物和纹样亦在清宫盛行。本品即为典型代表。造型源自上古青铜器，造型极具气势。颈部饰缠枝莲纹，肩部绘巴洛克式花卉纹样。腹部主体绘两层缠枝莲，其上层莲花之上托举八宝，尤以肩部铺首形象生动，彰显出威严的皇家气度。
八宝亦称“八吉祥”、“八瑞相”，分别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双鱼、盘肠。用于瓷器装饰最早见于元代龙泉窑，盛行于明清，常与莲花组成莲托八宝图案。
此式青花铺首尊首见于雍正，盛于乾隆。由于其体量硕大，制作难度高，因此随着乾隆后清王朝国力的下降，其烧造也随之断绝，故仅见有雍正、乾隆两朝作品。本式大铺首尊的缠枝莲纹细节也与寻常作品不同，其莲花中心书写一团寿字，这与乾隆早期唐英为北京地藏王菩萨殿、天仙圣母庙供奉的青花花觚上的莲花纹饰一致，可见此种绘制方法应是唐英督窑时所创。此外本品肩部装饰的西洋巴洛克式卷草花卉纹，亦是雍正乾隆之际开始出现的特殊纹样，许多高档御瓷皆选用此种边饰。
抱月瓶因腹部有圆形凸起，形似满月，而称“抱月瓶”或“宝月瓶”，器型来源于阿拉伯金属器，瓷质抱月瓶的烧造肇始流行于永宣时期，后雍、乾二朝对其均有摹制与化裁，因形典雅尊贵，赋予皇家独特气派，深受乾隆皇帝喜欢，多次谕旨唐英定烧，存世所见品类繁多，可见当年烧造之盛。是次专场中为藏家呈现器形相近、纹饰不同的大小两件青花抱月瓶，可相互赏鉴，感受其中妙趣。
Lot 1193
清乾隆 青花八宝纹大抱月瓶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H:49.3 cm
瓶之颈肩处置对称云耳，腹部两面中心有圆状凸起。腹部两面绘回纹一周，中心为朵花纹，外环以莲瓣纹内绘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八吉祥纹，腹侧绘缠枝莲纹。将八宝纹与宝月瓶相结合，可谓是雍乾时期御窑瓷器烧造开创之举。国家博物馆藏有同类器。
Lot 1192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螭龙耳小抱月瓶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H:31.6 cm、H:36.3 cm（含座）
目前检视档案，乾隆朝关于抱月瓶烧制的最早记录是在乾隆二年。据《乾隆二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之记事档载，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谕旨江西御窑厂要仿烧一大批名窑古瓷，其中就专门吩咐唐英“再将小些宝月瓶、马挂瓶各样釉水花样烧造”，本品即为档案中记载的“小些宝月瓶”一类。
常见此式八吉祥青花抱月瓶，尺寸近50公分，如本专场Lot 1193式样，应为殿阁内成对陈设。本品尺寸则较小，推测应为案头或内殿使用，且为缠枝莲托八宝纹，存世罕见，仅可参考一例，与本品纹饰和尺寸相同，仅耳部不同，曾为瑞金堂收藏，于我公司2002年秋季《瑞金堂藏瓷》专场中释出（Lot 1142），当时以122万元人民币成交。对比款识，应为同一时期以不同双耳造型烧制的御窑臻品，可资比较。
御窑彩瓷可为宫中品种最为丰富、设色最为艳丽、造型最为多样、技艺最为精湛的一类，尤以乾隆时期在督陶官唐英的榷陶下达到巅峰。
Lot 1211
清乾隆-嘉庆 粉彩雕瓷百子婴戏图螭耳大瓶一对
H:85 cm
大瓶一对，颈部置双螭耳，造型宏伟，颇具气势。腹部以雕瓷粉彩装饰，绘通景婴戏社火场景，构图连贯，景致开阔。庙台前，孩童千姿百态游戏其间，吹笛打鼓，锣鼓升天，四童子舞鱼，双鱼对舞，三童子舞凤，凤舞九天，身后二灯笼书“五谷”、“丰登”，可见其为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庙台一侧，八子舞龙，孩童燃放爆竹、同时有“节节高升”的吉祥寓意，场面壮观，绘画错落有致。诸童头梳发髻，脸庞圆润，绘画精细入微，脸颊设以淡薄的浅红彩渲染，使之接近皮肤原色，细润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