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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于田黄最初出现的记载，与明末的闽中名流曹学佺有关。他在万历四十七年回到家乡，创建了石仓园，与闽地的文人精英群体广作交往。与此同时，他也从偶至城中的农人手中，获得了第一块足以用于赏玩的田黄石。

　　后来之事不难想见:曹学佺在闽中郊游广阔，田黄石自曹氏手中入世，后三十年间，迅速凭借文化精英人群的社交和其种种特性成为了一种贵重的宝玉石。在此后四百年时间里，又由于符合传统审美认知的几乎每一个细节，进一步成为整个中国社会中精英群体“比德于物”的一种文化标志。

　　曹学佺有生之年，文人化的田黄雕刻中最常见者是“漳浦工”形制的创作。顾名思义，这是以当时漳浦地区的雕刻者为主力雕刻群体所塑造的工艺风格。浮雕、圆雕对于原石体量有更高的要求，其数量反不如小巧的印钮雕刻为多。

　　Lot 1730

　　杨玉璇制 寿山田黄石古兽钮章

　　印文:静余。

　　款识:玉璇。

　　4.5×2.4×6.5 cm; 85.2g

　　估价:RMB 1,800,000-2,800,000

　　明制田黄钮饰的巅峰之作，多出自漳浦工艺的代表性人物杨玉璇之手，后世将其作田黄印饰通称为“玉璇钮”。玉璇所刻田黄印饰，以兽钮、瑞狮钮为多，其形象一般为拧身踞坐，双目炯炯态状。观其腿足则必雄健，审其面目，则有不怒自威之态，须髯、尾鬃开丝飘逸，虽静中而见动态。印台边缘，直落“玉璇”二字阴刻行书款。

　　杨玉璇活跃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至康熙时已至古稀。故玉璇雕刻钮饰的田黄印章，最晚也诞生时间也在顺治朝。由于艺术生涯被田黄石历史上的首个丰产期完全覆盖，邀他治钮者，也多非富即贵，故玉璇所制之钮除在造型上遵从明式印钮的一贯风格之外，平台塑形时也从来不吝舍材，所刻田黄，又往往为体量颇大的熟田，成色多在金黄、橘红之属，不仅脂润莹朗，宝光璀璨，且绝少格纹，完整度高。不但如此，这些田黄石，其色、质甚至还会随光阴流转，越发明丽。曾有一玉璇所刻瑞兽田黄石印章流入日本，收藏家习得到后妥为珍藏，数十年秘不示人，而一朝重见天日，其质、色较之当年，竟更醇厚。

　　而这也正是田黄的特性之一:这种特殊的宝玉石，其色、质，是缓慢变化、熟成的，虽经雕刻、切割，但剩余的部分，却不受干扰，依旧在延续自然环境下的缓慢演进过程。漫长的时间对于田黄石而言，非但不使之陈旧、残破，反而会令其得到足够的时间，令色调由内至外，更上层楼。田黄的内世界是流动的，其生命力不因所处之环境而有稍改，这也是它的魅力之一。

　　在玉璇活跃的时代，当然也有并不逊于玉璇，而未能留名的工匠。这些小巧的钮饰即便玲珑纤巧，但刻画入微，纤毫毕现，且其身体、腿胯、尾部的力量性绝不逊色于大作，而面貌气象，亦足称道。

　　明代田黄印章的这种尽善尽美，一度对清代印钮的雕刻造成过极大的影响，有些较制作的钮式，甚至为求材质上的无暇，出现刻一些极端险峭的形象。如光绪朝山东巡抚任道镕的一件田黄私印，雕刻的构造上看来，舍料至少在15g以上，即便如此，最终这件印章仍有足足49g有余。

　　由这件螭戏钮饰的开相风格看来，其创作年限当已处在田黄产量下降的时期，彼时所出产的田黄石基本已经带有无法回避的显著筋格。而这一方造型盘曲，在塑形上带有反常规设计的螭戏钮式，却不见这一时代常见的红筋、格纹，或许可推测其微妙的镂空行为，最终的诉求在于剜去材质上的红痕，令其成为“无暇上品”。

　　大约是这种奢侈的钮制方式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这类钮式田黄石工艺浅谈在同时代的田黄印章中，都极为罕见。

　　Lot 1727

　　清 寿山田黄石兽钮方章

　　印文:义兴任道镕长乐之印。

　　2.9×2.7×3.7cm; 49.3g

　　估价:RMB 50,000-80,000

　　入清之后，人们对钮制的追求仍有延续，能够接触到质地上佳田黄的制钮者，多半还能看到一些明制钮的参考。但它的形制上不由自主受到了清代钮式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和明代至清代早期钮式固定元素上搭配的不同。

　　Lot 1734

　　清 寿山田黄石兽钮方章

　　印文:五福得三。

　　1.6×1.5×3.6 cm; 13.4g

　　估价:RMB 20,000-30,000

　　此印切裁方正，呈“琵琶黄”柔顺淡雅，质若琥珀，却比琥珀温婉可亲，肌理细密，富含雾状橘囊纹绵密欲化。雕瑞兽形钮，工巧天成，手法洗练纯熟，刀过之处，神情毕肖，妙趣横生。

　　Lot 1729

　　清 寿山田黄石兽钮章

　　印文:中有古人心。

　　边款:畴村。

　　2.9×1.5×3.3 cm; 21.4g

　　估价:RMB 120,000-18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