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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孟頫书法早年受宋高宗赵构的影响，这是学界都予以肯定的。此后他取法钟繇，力学二王，反复临摹，深得羲、献的精髓而自成圆润俊逸、遒媚虚朗独出群伦的自家面目。后更参以李邕劲直凌厉之笔，终于百炼成钢，一枝独秀，傲然于有元明以来的中国书坛。

　　左图:赵孟頫《临王羲之太常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图:赵孟頫《临王羲之裹鲊三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这种偶露骏骨的书风，在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中展露的并不太多。致《子敬茂才札》因为“来价”立等，匆匆写就，又是给亲密无间的性情中人，所以“草草奉答”，不计工拙，以快疾劲硬的率真之笔抒写了他书法与个人气质的另一面。

　　第一札中“草草奉答”

　　在同代友朋的记载中，赵孟頫是一个温和宽厚的学者，一个富有教养的豪门贵胄，对待师友亲朋总是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他的大部分书札，都展现出这种华美与优雅。至今存世最多的书札，一是写给一代禅宗高僧中峰和尚，另一个则是给他的亲戚石岩（民瞻），都有一、二十通左右。

　　赵孟頫《行书十札卷》之致石民瞻二札，

　　上海博物馆藏

　　赵孟頫笃信佛教，中峰年龄比他小很多，但赵孟頫对他敬仰之至，始终称他为老师。赵孟頫丧女、丧妻，都一而再再而三写信给中峰祈求超度，辞旨悲凉，但书写笔笔恭谨，绝无荒率之态，依旧满幅珠玑，全是标准华美的赵体。石岩可能是赵孟頫夫人管仲姬家的亲戚，所以他的每一通信也极尽自己的能事，温润秀美，有时尽管迅捷，但仍是一贯的赵体。连他代管夫人给石家的书札，也无不如此，都是赵书中的代表之作。不过，如果我们认为这才是赵孟頫书作的标准件而忽视了其他，一定会造成鉴定的失误和遗憾。

　　代管道升致亲家夫人《久疏上状札》，

　　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赵孟頫的友人与学生早就抉出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戴表元在大德戊戌（1298）为《松雪斋集》作的序中开篇就说:“子昂才极高，气极爽”，并称赞他的诗文辞赋中有“凌厉顿迅”的一面。杨载在他所撰的《大元故翰林学士……赵公行状》中说得更明白:“公性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终如一。有过辄面加质责……然直而不许”。12明人王世贞说赵孟頫有些书法:“英标劲骨，谡谡有松风意”。13正是他性格的又一面在笔下的展露。

　　杨载《 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

　　（《松雪斋文集》

　　当然，赵孟頫书风的形成，个人品性是其原因之一，但他书道的师法途径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说，他力学二王，临写羲、献法书动辄数百遍已为大家所熟知。至于他何时学唐人李邕，则有较多争议。从明代开始，多数人倾向于他晚年学李。然此说未可确信。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有如此记述:“此赵文敏为仇山村书者，余得观其真迹……后有鲜于太常跋云:子昂此书，深得北海笔意，与其他应付人情者不同。”按鲜于枢卒于大德五年（1301），他身前已见到友人赵孟頫“深得北海笔意”的作品，而当时赵孟頫才四十多岁，可知赵孟頫在中年时已学李邕了。元人顾德辉曾说赵孟頫有一路书法:“笔法宽和流利，不甚壮栗，有轻装缓带之风，而从首迄终无一惰笔，又起伏连贯，若一时书完者，纯熟之极，几于化矣！”14祝允明则说:“襟宇跌荡，情度浓至，脱去平常姿媚百倍。”15上述诸家所评，自然并非赵孟頫一贯的圆润虚和众所习见的赵体；显然，这是赵书难得一见的另一面。赵孟頫《致子敬茂才札》正是这种英标劲骨，生面别开的盛年佳作。

　　第一札《致子敬茂才札》

　　当然，像本札这样方硬劲峭，奋笔直书不求柔美的书风在赵孟頫的作品中并非孤例。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行书三段卷》之二《为袁安道书旧作诗》是他延祐六年（1319）六十六岁时所书，时管夫人病逝，赵孟頫伤痛万状，勉强应酬，笔底失去了往日的风韵，不再讲究提按与韵致，虽与《致子敬茂才札》笔意相似，而精气神息已大不如前者了。两件作品一比较，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赵孟頫《行书杂书三段卷》之为袁安道书旧作诗，

　　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件风格类似的是亦藏于北京故宫的《行草书陶渊明诗》册页，后有虞集隶书题跋，说它“笔力痛快，无一点尘俗气”。此件曾经清安仪周、近人张大千等递藏，亦是他直率风格的真迹。

　　赵孟頫《行草书陶渊明五言诗册页》，

　　故宫博物院藏

　　还有一件赵孟頫的书法更值得注意，那是高克恭赠姚式的《墨竹坡石图》立轴上的赵氏诗题。高克恭与姚式交往致密，对他有知遇之恩，友谊终始不断。在诸多字“子敬”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与高克恭有如此多的交集与情谊，这幅墨竹画赠姚式是无疑的。其作画的时间应该在大德八年夏五。当时高克恭奉调赴京，舟过虎丘，姚式携赵孟頫为钱德钧所作《水村图》嘱题，高克恭欣然命笔，“少答雅意”。《雨竹坡石图》应该就是在这时画赠姚式的。江南夏五，正是梅雨季节，此画当是应景而作。

　　高克恭《墨竹坡石图》，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左方有赵孟頫行书七绝一首:“高侯落笔有生意，玉立两竿烟雨中。天下几人能解此，萧萧寒碧起秋风。”此顷，赵孟頫仍在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上，经常往来于苏、杭一带。从“玉立两竿烟雨中”到“萧萧寒碧起秋风”，赵孟頫应该是在本年的秋天为姚式题的。三个忘年之交，就此团聚在这幅画上。

　　高克恭《墨竹坡石图》之赵孟頫诗题，

　　故宫博物院藏

　　或许是姚式的立索吧，赵跋书写的十分快捷，和上述《致子敬茂才札》、《行草书陶渊明诗册》一样，极少顿挫，劲硬转折，三十余字仅蘸二、三次墨，由浓至淡段落分明，但字与字之间气脉贯通，因此神完意足。瘦硬的笔踪，仿佛风梢雨箨，与高克恭的画笔相映成趣，协调无间，而且笔笔力透纸背，墨光浮动于纸上。而高氏自题的“克恭为子敬作”款字，反倒逊色不少。赵孟頫真是斫轮老手，其才思的敏捷与书写的纯熟，令人叹服。二个富贵人和一个一生偃蹇的朋友同框亮相，或直面、或背影，这是三友唯一留下的可以供人一起瞻仰的名迹。

　　赵孟頫劲利率真书法的代表作。

　　①《行书七绝诗册》之一，故宫博物院藏

　　②《行草书陶渊明五言诗册页》，故宫博物院藏

　　③《行书诗翰卷》，故宫博物院藏

　　④《为袁安道书旧作诗》，故宫博物院藏

　　⑤《墨竹坡石图》之赵孟頫诗题

　　上述赵孟頫的五件，皆书于特殊的环境，都应友人的逼促，故风调相近，笔下显出了他难得的率真豪爽，不求好而自好，都以骨力胜而不以姿态胜，因此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特殊的书风，我们可以从唐人李邕《云麾将军碑》、《岳麓寺碑》等拓片中窥见端倪，也可从赵孟頫与密友鲜于枢的交往和作品中一探究竟。

　　唐·李邕《云麾将军碑》

　　鲜于枢来自北方，少即为吏，约至元十三年左右为湖南司宪经历。今藏国家博物馆鲜于枢《行书进学解》卷后刘致跋称他在湖南任职时见过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而二十六、七岁的赵孟頫此时尚在浙江研读诗史，从敖继翁研习经学。据赵孟頫《哀鲜于伯几》诗称“忆昨闻令名，官舍始相识。我方二十余。”可见，赵孟頫二十余岁，是在江苏扬州与任“行台掾”的鲜于枢认识的。当时鲜于已研习李北海多年了。此后，鲜于枢到浙江任职，因为书道改革的共同倾向，二人交往更密，相互敬重。赵孟頫学李北海源自鲜于枢的启发与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鲜于枢《草书石鼓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本卷第三帧《子敬教授仁弟札》亦书与姚式，从称呼看晚于前札。“令取文书付仲深，即已面嘱王都目矣。”可证赵孟頫仍在江南任上，“王都目”应是赵孟頫的下属。“不肖数日便还，非远别也。”赵孟頫从大德八年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常常奔走于金陵、苏州、杭州等地，三地与姚式任职的绍兴都不算远，离二人的家乡湖州也不远。“数日便还，非远别也”，估计所要相商的事甚急，至于何事，已无法猜测。

　　第三札《子敬教授仁弟札》

　　札中所称的“仲深”，应是赵孟頫与姚式的同窗倪渊，也是敖继翁的学生，乌程人，曾任湖州路学录、杭州路学正、湖州路学教授等，晚年以富阳县尹致仕。他也是高克恭晚年向朝廷举荐的“五俊”之一，命运比姚式好一些。此札尺幅在三札中最小，纸张并不讲究，估计赵孟頫在外地出差，用的是一枝尖而硬的小笔。从三处“孟”款字，二个“再拜”以及“数日便”等字看，此札写得极快。包括简约的文字，都可证明写得匆忙。

　　第三札“孟頫再拜”“数日便”“孟頫承”

　　但三处“孟”款，都是标准的赵氏落款，在赵孟頫的书札中随处可见。起首“孟承”及“还非远别”一行、“子敬教授”一行，书写自然俊美，所有牵丝、兜转与提按都迅疾而准确；特别是“面嘱”、“孟”、“足下”、“惠字”、“付仲”等二字间的牵丝更是没有一点犹豫，连接得尽善尽美；而“面嘱”，“非远别”数字的牵丝则有笔断意连之妙；“非”字的末笔与”远”字短横的起笔转承尤其得势得趣，可见其用笔之纯熟功力之非凡。

　　所有牵丝、兜转与提按都迅疾而准确

　　二字间的牵丝更是没有一点犹豫，

　　连接得尽善尽美

　　此札曾见一双胞伪作，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元人诗翰册》中。（见《台北历代法书全集》十六册110页）该札除起首”孟再拜”缺失，其它六行字形行间位置全部照临本札。但书写木强，气脉全失，很多字牵丝缺失，偶有牵丝亦迟疑滞涩。原作中“也”字二处精彩的牵丝根本不敢临仿。好多字之间似连非连而意气相贯的笔意或全部取消，或极度勉强而失去了自然之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比皆明瞭。其中“别”字，“弟”字尤其失步，“别”字已几不成字了。更重要的是，它开头就缺写了“孟再拜”四字。其实，这是元人书信的习惯性礼貌用字，元人书札无不如此。明代早期文人通信偶有人保持了这种习惯，但大多已不再用“XX 再拜”而只用“XX 顿首”，或“XX 顿首拜”。至晚明万历时，信端连这些“顿首”之类的旧套亦不再使用了。作伪者不明白这种演变过程，以当时的习惯来看待古人，于是在临仿作伪时也依照时行的方式省略了“孟再拜”四字，于是露出了马脚。

　　赵孟頫《致子敬札》，见于《元人诗翰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该札左下方有清初笪重光的藏章，由此推断该札的作伪时间约在万历、崇祯年间。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社关键先生对姚式作过专题研究，撰有《姚式生平书迹等相关问题考略》，文中论及台北藏赵孟頫《致子敬教授札》时他这样评说道:“此帖书法点画用笔不类赵书，但据信札整体面貌，尤其是帖文的内容，似应有所本。”关键先生没见过真迹原作，而从用笔习惯等方面考量，认为它不似赵书，更从其帖文内容推测台北本是“有所本”的仿作，论断合理而正确。现在真龙现世，我们有了比对的依据，完全可以确信，台北本就临自我们眼前此本。相信更多的明眼人都能通过仔细的审核作出确凿判断的。

　　第二札《致达观长老札》

　　《三札卷》另一札《致达观长老札》，裱于此卷的中段，行书，写于藏经纸上。达观长老是何方僧人，至今无迹可寻。但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赵孟頫书与达观的一通信札，台北张学良则曾藏一通赵孟頫《致明远提举惠竹帖》。后札首句就提到此僧:“达观来，得所惠书，承惠竹，甚济所之。”可见达观与赵孟頫相熟，亦与他的朋友相熟。元代佛教盛行，僧人是香饽饽，到处受欢迎。赵孟頫自然接触过许多有名无名的僧徒。

　　赵孟頫《致明远提举惠竹帖》，

　　私人藏

　　我们从上述诸札中获得如下信息:一、达观与赵孟頫的联系、馈赠大多是由他人转达的；二、致达观二札有一共同的主题——“田提领记事”。“记事”内容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三札卷》中《致达观长老札》一定写在故宫《惠竹帖》之后，因为“田提领记事”或撰或改，赵孟頫已经完成了。所以他请“来人”带回达观。并非常客气地说“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已之篱篠。”在上一信中，达观请“来人”带上庙里腌制的“凉笋”。

　　赵孟頫《凉笋帖》，

　　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札与《凉笋帖》皆提到“田提领记事”

　　此一札则让人带来一张纸求赵孟頫作《墨竹》，并让来者立等。此外，还让赵孟頫帮他改写庙中祝告时焚化的“疏头”（看来达观是一个文化不高的僧人），也是当场完成。同一时段，完成了三件事。这个达观和尚可谓不嫌其烦！赵孟頫居然有求必应，都一一毕命。然后再复信，还不忘记关照如何处理“田提领记事”，再讲一通客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