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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条件反射，但总体来说，条件反射分为两种信号系统。

　　第一种，以具体事物为条件刺激建立。比如，当我们在商场看到一个具体存在的“名牌包儿”，女生往往会想到购买，而男生则会想到右拐。

　　第二种，以词语为条件刺激建立。比如，当我们提到“孔子”，就很容易联想到《论语》；当我们听人吟诵“明月几时有”，就会想到苏轼（也或许是邓丽君、王菲等二创作者），再由“苏轼”想到某种好吃的，继而由“某种好吃的”，琢磨晚餐该吃什么。

　　那么，提到“法若真”，我们能想到什么？这是一个千人千解的问题，答案因个体差异而异——包括前面的几个例子亦然——但对于笔者来说，提到“法若真”，首先想到的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考试。

　　在漫长的科举史中，能通过一己之力将自己的考试经过留名青史的并不多，而法若真，便是其中之一。法若真在明亡前，曾有过三次科举经历，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功名，而在入清后的顺治二年（1645）乡试中，则一鸣惊人。《清史稿·选举志》载其事:

　　五经中式，仿自明代，以初场试书艺三篇，经义四篇，其合作五经卷见长者，因有二十三篇之目。顺治乙酉，山东乡试，法若真以全作五经文赐内阁中书，一体会试。

　　针对该事件，法若真也在记述自身行状的《黄山年略》中，自豪地进行了更加详细地描述:

　　闱中得五经卷二人，一李某，聊城人。置副卷第一，以真卷合主考向某、锁某并同考十五人、直指李某共十八人拜疏封朱墨卷呈御览，以特荐山东异材题请。圣旨:“法若真着该布政司使起送来京。”遂送真至礼部候旨，是在十二月内。

　　至于法若真能被诸考官以“山东异材”特荐、直接在乡试后被最高统治者召唤进京的原因，要从清初科举制度的调整说起。

　　清 梁亯《观榜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顺治初年的乡试制度，沿袭自明，考《四书》《五经》，但在具体的科目、题目设置上，有所调整。按前述《清史稿·选举志》，明代乡试从《四书》出三道题，再分别从《五经》中出四道题，合计为二十三题；而在清顺治二年，调整为《四书》中出三道固定题目，《五经》为考生自选题，可根据自身情况，在《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选择最擅长的经书，做四道题，合计为七题。

　　而法若真的显眼之处在于，他利用广大考生们答四道题的时间，强行给自己上了些强度，完成了一套标准的二十道题的五经卷——虽然还有一位来自聊城的李姓考生也完成了整套五经卷，但却没卷过法若真。看着“题”，就顺手写了个“解”，这或许就是法若真的某种条件反射。

　　随后的顺治三年（1646），法若真在京参加会试，举二甲十一名进士。之后一路仕途，至康熙七年（1668），时年五十六岁的法若真，补江南布政使，但正值漕运总督赫舍里·帅颜保弹劾周亮工纵役侵扣诸款，法若真以周氏同党被参。从此，法若真逐渐远离核心部门和重要岗位，至康熙八年十二月（1670年初）离任丁母忧。

　　Lot 088

　　法若真（1613-1691）

　　行书自作诗

　　1676年作

　　手卷 水墨绫本

　　25×216cm

　　估价:RMB 1,200,000-1,500,000

　　诗文著录:（清）法若真撰:《黄山诗留》，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文敬堂刻本，卷六，页三-四。

　　说明:Lot086-Lot088为同一藏家专题。

　　本作《行草书自作诗三首》手卷，创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正月，根据资料，当时正是他在京赋闲，靠着同科进士、此时已是朝中重臣的魏象枢的俸米过日子。

　　本作文本著录于其诗集《黄山诗留》，分别为《正月十三夜》《正月十四夜》《正月十五夜，偕孙怍庭、鞠观玉诸君子，坐任海湄斋头》，录文如下:

　　《正月十三夜》

　　昨年今日筑雪山，手挽儿孙天际攀。

　　遍插松柏结青嶂，山椒散酒放愁颜。

　　少焉月出东山上，环峰悬雪戴石班。

　　万树寒空天地白，短屋荒村门不关。

　　亦有村灯烧蜡烛，老友毶毶杖履艰。

　　两河僧眠钟磬歇，踏雪长河戴月还。

　　草野皆称尧舜主，山中亲见巢由闲。

　　可怜今日走长安，举头新月半轮弯。

　　社鼓高歌儿女欢，锦灯绣屐翡翠鬟。

　　美酒沽来从易水，俸米又邀卿相颁。

　　海内故人贫相倚，遥听新诏下白间。

　　天下治乱不敢言，儿童俳泄愚且顽。

　　我亦思归无所归，眼开月落泪潸潸。

　　《正月十四夜》

　　斗酒不能下，出门寻月明。

　　寒烟吹紫陌，残火散春城。

　　斗柄低东海，参匡正北平。

　　绮灯人半醉，锦马写新晴。

　　细逐儿童队，遥怜粉黛轻。

　　几年草野泪，半夜故园情。

　　垂老无深计，筹边笑请缨。

　　还携陈夫子，高卧对泥檠。

　　《正月十五夜，偕孙怍庭、鞠观玉诸君子，坐任海湄斋头》

　　草野倨卿相，忘形留故人。

　　迂疏减礼数，贫贱浑情亲。

　　白雪高秋宪，青樽扶月轮。

　　琉璃对火树，翡翠解金麟。

　　伎动簪花晏，书分鸿宝臣。

　　从容伺色笑，跼蹐戴乾坤。

　　犹记曲江事，可怜棘水津。

　　亦知宽夜禁，何处放鱼纶。

　　法若真撰《黄山诗留》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文敬堂刻本 卷六 页三-四

　　诗中的大部分情绪，都围绕着年龄增长、报国无门、期待圣主、想念家乡之类的元素展开，诸如“美酒远从易水来，俸米亦从卿相颁。海内故人贫无倚，遥看两诏下白间”之类。

　　……美酒远从易水来，俸米亦从卿相颁。海内故人贫无倚，遥看两诏下白间。……

　　尤其第三首诗，恰好创作于当年的元宵节，题目中提到的人物分别是:孙光祀（1614-1698，字怍庭），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山东平阴（今属济南）人；鞠珣（生卒年不详，字观玉），清顺治三年（1646）举人，宁海州海阳所村（今属乳山市海阳所镇）人；任克溥（生卒年不详，字海湄），顺治四年（1467）进士，山东聊城人。

　　试想，在上元节，与几位山东籍、有功名的同乡聚会，这很难不让一直幻想着“修齐治平”的法若真，触发思考家国情怀与自身境遇之间关系的条件反射。

　　在书法风格上，本作与王铎小字行草书风格极似，这在当年的华北地区，属于主流书风，如清人倪后瞻评:“王铎，字觉斯，河南孟津人。进士，弘光时宰相，入清为礼部尚书。学二王草书，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纸，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

　　尽管“贰臣”是一个狼狈的标签，但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一切无关的标签，只关注文艺本身——坦率地讲，王铎的文学与书法水平，足以让晚辈后学触发条件反射，产生集体性的、自觉的认同行为。而王铎仲子王无咎（二甲十七）与法若真（二甲十一）、魏象枢（三甲一百四十四）、魏裔介（三甲七十二）等人同年进士的身份认同，也为他们的交游创造了便利条件，更为王铎书风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进而形成一个书风相近、宦游存在大量交集的书法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或许能成为一部分观者通读完本作的条件反射吧——法若真在，希望自己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