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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元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转向之一。在此之前，我国陶瓷绘画大多以铁或铜元素来呈色，然而，尽管陶工们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充分探索二者的材料可能，希望达到理想中的装饰效果，但受制于时代技术与二者的元素特性，堪比纸墨的瓷画效果始终未能出现。虽然迄两宋至元代，南北方以磁州窑、吉州窑等为代表，烧造黑彩、褐彩及红绿彩等绘饰类瓷器已十分成熟，其品种缤繁且不乏佳作，不但在市场上占取高额，考古证据还揭示出它们在宫廷中的部分应用。然较之明、清两代，彼时绘饰类陶瓷仍未在市场上获得压倒性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青瓷与白瓷受到社会，特别是较高阶层的极大欢迎，“类玉”，是许多窑场经久未变的制瓷理想。但元青花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它以洁素莹润的釉质，湛蓝鲜明的绘饰与坚实沉着的胎体，迅速使亚洲世界为之倾倒:尽管相较于伊斯兰地区，青花在中原的流行速度或较外界稍慢，但它最终赢取了国人的青睐，自此改变中国制瓷格局六百年。

　　终元一朝，青花瓷采用被称为“苏麻离青”的进口青料绘制，此即揭示出元青花的原初与西亚密不可分。自元青花由西方学者所识别，围绕元青花与伊斯兰世界的讨论便层出不穷。近年来，黄薇、黄清华对书写波斯诗句的早期青花瓷器的发现与报道，以实证进一步讨论元青花瓷起源的域外来因，极为重要（见黄薇、黄清华，《元青花瓷器早期类型的新发现——从实证角度论元青花瓷器的起源》，《文物》，2012年11期，页79-88，图1）。而关于元青花的设计，以往学者亦多着目于其与伊斯兰艺术之间的紧密连结。部分元青花繁复且极具几何意味的装饰，及蓝、白二色的鲜明辉映，不免使人联想至伊斯兰艺术的诸多装饰手法。然若对元青花诸纹饰作以系统整理后即可发现，尽管它们在构图或画面布置上与伊斯兰艺术相仿，但极罕有直接应用的伊斯兰纹样，而是大量采用了自唐宋沿革而来的传统纹饰。不但画面内容广泛来自中国传统的禽兽、植物、风景与人物等，其布置手法如海棠、柿蒂及如意云等各式开光，亦为中国艺术所习见。

　　图1.元 青花釉里红波斯诗文缠枝花高足碗

　　景德镇 唐英学社

　　中国陶工以最新的青花技术，绘制最熟悉的传统纹样，成功构置出为异域之人所钟爱的绚目杰作。这除却世界对瓷器的珍视，以及伊斯兰文化对蓝、白二色的好尚等因素外，元青花中对自然主题的大量应用，或是其深受世人钟情的另一重要原因，即自然主题具有天然的跨文化亲和:无论置诸何地，对自然的审美化欣赏与艺术表达，似乎是人类最天然的行为之一。

　　元青花莲池鱼藻纹撇口大碗

　　D:29.5 cm，H:13cm

　　备注:

　　1.David Home爵士（1904-1992年）旧藏

　　2.伦敦苏富比，1975年7月8日，编号128

　　3.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旧藏

　　4.香港苏富比，1989年5月16日，编号11

　　5.香港佳士得，1990年10月8日，编号417

　　6.香港苏富比，2019年10月8日，编号3005

　　展览:

　　1.《Exhibition of Chines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53年，编号20

　　2.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爱丁堡，1971-1975年，借展

　　3.多切斯特国际陶瓷展览，伦敦，1986年6月，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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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藻纹即可谓元青花最佳的纹饰范例之一。因青花的浓淡变化连续、清晰且易于把控，使在瓷器上实现具有水墨效果的绘饰成为可能。陶工迅速掌握了新材料的特性，不断地向纸绢绘画靠拢，元青花中大量运用传统绘画技法如皴、染、勾、描等，揭示出其与纸绢绘画的密切关联。元代社会艺风灌沐，大一统国家中，长期分置的南、北文化迅速交融，使元代文艺在诸多方面呈现新容。元代的文艺中心——江南，在文化维度上辐射广袤土地，但亦受到来自北方士大夫传统的洗涤，受南宋院体画影响甚深的南方绘画与沿革北宋士大夫绘画的北方绘画碰撞融合，文人画即在此时得以确立，隐逸与自然是元代绘画最经典的性格与主题。具有古老内涵的鱼藻图在宋代已十分兴盛，至元代更焕发生机。自北宋刘宷至南宋范安仁而复至元代周东卿、赖庵，鱼藻图力求在对自然的精准描摹与笔墨的平淡天真中取得平衡（图2）。元青花鱼藻诸器即深受彼时文人鱼藻画的影响，两相比照，传承痕迹清晰可见（图3）。前载诸绘画常题有《庄子》的著名场景，即庄子与惠子同游濠梁之上，就倏然鱼游之乐的问答段落，点明了该类画作兴盛文人中的重要原因:鱼行藻间，从容逍遥，并折射出深刻的哲学疑问。

　　图2.传 元 周东卿 《鱼乐图卷》

　　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3.元 青花鱼藻纹大罐

　　大阪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是次呈现之元青花鱼藻大碗洵属佳作且极为罕见，乃源自英国铁路基金会及一系列名门传承。其口径甚阔近30cm，气势憾人，碗心绘画鲤鱼一尾，畅然藻荇之中，用笔舒展，构置匀称，呈色湛蓝鲜明，与青润底釉映衬，明亮空灵若游无所依。元青花鱼藻诸器大抵施画于罐身或大盘内，因二者之面积宽阔，易于发挥。而传世诸器中本例尚属孤见，仅于印度德里之图格鲁克皇宫遗址有所发现，见载Ellen Smart，〈Four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rcelain from a Tughlaq Palace in Delhi〉，《东方陶瓷学会会刊》，卷41，1975-1977年，图版90-C（图4），其与本例极为相仿，或出自同一窑户。该皇宫建于1354年，并于1398年废弃，遗址同出青花盘片上有波斯铭文，意为“皇家膳房”，可知其应用。此外，近年山东菏泽考古发现一艘元代沉船，出土元青花数例，内有一鱼藻纹碗，敛口，竹节高足，尺寸较小，碗内绘饰鳜鱼，见载王守功等，《山东菏泽元代沉船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02期，页40-49（图5）。本例碗口绘栀子花纹，外壁饰缠枝番莲及仰莲，属元青花碗器之基础格式。就传世所见，元青花大碗器例较盘器稍少，且多绘饰莲池水禽，如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一例，源自安宅英一旧藏，绘画精湛为瓷中名品，刊见《东洋陶磁の美-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藏品》，大阪，1980年，编号37；前载鱼藻纹罐见录同书，编号40。

　　图4.元 青花鱼藻纹碗

　　德里 图格鲁克皇宫遗址出土

　　图5.元 青花鱼藻纹高足碗

　　菏泽元代沉船出土

　　北宋刘寀 落花游鱼图卷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

　　德里皇宫出土元青花鱼藻纹占比甚高，为人瞩目，反映出该类纹饰在图格鲁克王朝受到欢迎。尽管伊斯兰世界并无可与中国对应的“鱼”文化，但对自然景致的喜爱与对“鱼”形体美的欣赏则有共通之处。如以几何手法处理后的鱼纹是伊斯兰陶器的传统纹饰之一，例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13世纪卡珊釉陶青花鱼纹大碗，其碗心描绘游鱼团寰成群，线条纤细优雅，原属H.O. Havemeyer收藏，编号45.153.1（图6）。此类水池景观在伊斯兰及古波斯文化中皆据有重要地位，而德里皇宫出土元青花的另一主要纹饰即 “满池娇” 。这类描写莲池群芳，或置鸳鸯、白鹭等水禽于莲荷之间的作品，其渊薮可上溯至两宋、辽金的池塘小景（图7），并在元代极为兴盛，成为皇帝御服的装饰，是元代最隆贵的纹样之一。陶工将该纹饰运用于青花瓷，并作以不同处理，如在大部分作品中，画师对莲花、菖蒲等水草作几何式变化，散置画面，排列出独有的韵律效果。若加饰水禽，则对水禽予以细致描写，与几何化的莲池形成映衬。

　　图6.伊朗 13世纪 釉陶青花波斯诗文游鱼大碗

　　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7.南宋 冯大有 《太液风荷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 青花满池娇纹菱口折沿盘

　　D:28.5 cm

　　备注:

　　1. 日本私人藏家旧藏

　　2. 何鸿卿爵士旧藏

　　3.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EK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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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世元青花中，“满池娇”诸器以加饰水禽的例子较多，然是次所呈者，来自何鸿卿爵士的青花满池娇大盘则隐去禽鸟，仅以莲花等水草单独成饰。莲花是中国艺术中最习用的题材之一，具有“不染泥污”的高洁意象，宋周敦颐作《爱莲说》寓理于莲，其“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等一应描写，一度成为后世构画莲花时所极力表现的文本典范。此盘于内底置莲花四丛，优雅细挺，以几何化手法较好的表现出莲花绰约的风姿。与传统上于莲池中添置水禽作品的喧暖华丽相比，而别有润秀淡远，宁静隽永的诗意气质。与本盘相似的案例亦见诸伊斯兰世界，除去前述印度德里皇宫之外，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及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现归藏伊朗国家博物馆）中皆可觅见其踪，前者刊于康蕊君，《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卷2，伦敦，1986年，编号570（TKS 15/1427、15/1429）；后者见录John Alexander Pope，《Chinese Porcelainsfrom the Ardebil Shrine》，华盛顿，1956年，编号29.40、29.41（图8）。此四例大体相仿，皆为圆口折沿盘式，且尺寸稍大，本例则作菱花折沿，尺寸适中，尤为鲜润可爱，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画廊藏一例菱花折沿盘，壁画缠枝菊纹，底饰莲池与本品相仿，但构图略弱，口径35cm，较本品稍大，编号F1974.32a（图9）。

　　图8.元 青花满池娇大盘 德黑兰

　　伊朗国家博物馆

　　图9.元 青花满池娇大盘

　　华盛顿 弗瑞尔艺术画廊

　　“满池娇”唤起人们对野外或庭院中于池畔漫步的美好回忆，水草缤纷，禽鸟游弋，香气弥散，朦胧梦幻，使人如诗沉醉。该图像对波斯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细密画及丝织、冶陶等领域皆留下深刻印记。现藏德国柏林图书馆的细密画册页“迪茨册页”中即包含有以如意云勾栏，内填莲池游鸭的黑笔画作品，无疑直接传承自中国艺术（图10）。

　　图10.14世纪 迪茨册页

　　编号:Diez-Album S.45-Nr.1 柏林国家图书馆

　　元 青花贴塑虾双流缠枝花卉军持

　　H:14 cm

　　备注:重要私人收藏

　　本次呈现另一作品之青花虾系双流军持可谓元青花趣品。其圆方口，直颈，鼓腹，肩设翘流，作双管并侪，对置一系，为贴塑虾形。虾在宋元艺术中并不常见，多添置水族群体之中，如海兽雕刻、鱼藻图等，前载周东卿《鱼乐图卷》即设青虾数只。元青花中亦含有对虾的描摹，而集中于此类军持，如一例青花海水青虾番花双流军持，其塑虾甚饱满，置于青涛通环之上，游弋水中，生机自然如南国清溪。亦作双流，但斜直而出，与本例不同。见刊Larry Gotuaco等，《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菲律宾，1997年，页54（图11）；另一与本例相仿者，现藏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但工艺及绘画皆较本品简率，见载《Chinese Ceramics & TheMaritime Trad pre-1700》，巴斯，2007年，编号34（图12）；本例绘画缠枝菊纹及芝草，用笔团实饱满，色彩蓝艳浓郁，成型工艺复杂，该造型多见于南洋地区，菲律宾私人收藏另一例，传于宿务地区出土，见刊江西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江西元明青花瓷》，香港，2002年，编号9。

　　图11.元 青花海水青虾番花双流军持

　　菲律宾发现

　　图12.元 青花青虾菊纹双流军持

　　巴斯 东亚艺术博物馆

　　可自然景物万象森罗，面对有限的空间，陶工必须对主题加以选择，并非一切景物都被纳入绘画装饰的范畴。这些选择通常基于中国文化的“约定”而自有内涵，不属随意所为。如前论鱼藻图暗含庄子哲学的意蕴，此外还具有“连年有余”与“春水风和”的吉祥冀寓，而鲤鱼尤富传奇色彩，不但与仙人故事连接，且隐含“鲤跃龙门”而荣登仕途的祝愿，国人亦以“如鱼得水”来描述人在环境中的顺遂。再如“满池娇”之莲花已然理寓深厚，再根据不同搭配，又有“鸂鶒成双”及“一路连科”等意蕴。尽管元青花初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但无碍陶工在创作时以自己最熟悉的内涵来选择、组合纹样。如写画“岁寒三友”之松、竹、梅者，三种植物作为文化符号，象征君子的高尚情操与忠贞友谊。若苏轼诗云“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又林景熙笔载:“.……累土为善，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

　　元 青花松竹梅盖罐

　　H:14cm

　　备注:亨利戛纳爵士伉俪（Sir. Harry and Lady Garner）旧藏

　　展览:《14至19世纪中国青花陶瓷》，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53-1954年

　　出版:《14至19世纪中国青花陶瓷》，东方陶瓷学会，伦敦，1953-1954年，图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