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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初八，已经取得抗倭阶段性胜利的胡宗宪发心恭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为倭患不幸之民祈福，为抗敌战死之将士安魂，祈愿国家皇祚永隆，兵甲休息。自此海晏河清，天下安宁平和。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因开国太祖朱元璋少时为僧，深知教化之重等故，有明一代的皇帝多尊崇佛教，此种制式规格的皇室宗亲缮写的佛经多为洪武、永乐及宣德年制，他们在缮写之初即延请圣僧大德领衔，由皇宫内廷选上等材质，佐精工良才，率众誊录。写经完毕加以考究装池，奉皇室内廷或敕建佛寺供养。如此严格规制下，所呈佛典经卷精妙高深，蔚为壮观。然而时过境迁，明代皇室宗亲所誊写经卷大多已湮灭于历史长河，所剩无几的珍品也尽数收藏于顶级博物馆，甚少面世。而明嘉靖时期，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极为尊崇道教，翻阅公私典藏及历年拍卖记录，御制规格佛经仅见本件拍品一册，堪称绝品，弥足珍贵。
经书尺寸盈掌，装池精美，紫檀为面，满饰祥云纹，刻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及白马驮经玄奘法师，华丽庄严。写本为经折装，遵循皇家写经体例，开篇即如来佛祖说法图。上首佛祖端坐莲花台，法相庄严，诸天、菩萨、护法等合掌环侧，神情肃穆，亦为佛法所撼，背景祥烟缭绕，瑞气万千。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正文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明照法师敬写。经本双开10行，行约17字，小楷书体，结字严谨，笔力稳健，体态丰润，上下泥金双界栏，内细外粗。整册书写秀美庄重，起落之笔虔诚得法。经册说法图后绘供养龙牌牌记，上书嘉靖名臣胡宗宪发愿文，为倭患不幸之民祈福，愿疆域安宁永享太平，它见证了胡宗宪平定倭患的高光胜利时刻，它见证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捍卫疆土的决心与意志，具有极高的历史及文物价值。底页则绘韦陀像，以驱除邪魔，保护佛法。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此经书于羊脑笺，羊脑笺是极品的磁青纸，为使佛经及画像长期保存，免受虫害，在明朝宣德年间，用羊脑和顶烟墨窨藏，经一定时间取出后涂於绀纸上，砑光成笺，墨如漆，明如镜，制以写金，历久不坏，虫不能蚀，一直是明宣德以后皇家御用写经贡纸，到了清代它的制纸工艺就失传绝迹了。据明朝沈榜《宛署杂记》明万曆20年（公元1592年），一张磁青纸抵一钱银子， 而当时一钱银子可购二瓶烧酒或白麺十斤。而羊脑笺是磁青纸的升级，仅做贡纸，足以可见其珍稀程度。泥金自古为皇家敕令、顶级佛经等专用，以此写经可显供养之虔诚。且经文纸本厚重深沉，配以均实纯正的泥金写绘，能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予人一种流动的璀璨感及静穆的典雅感。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
纵览拍卖记录上的高价写经，往往都和重要的历史人物有着密切的关联，如北京保利2018秋拍上，康熙皇帝六十大寿之际誊写的《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以3680万元成交；又如纽约苏富比2015春拍，署名“郑和”的明代磁青描金《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成交价为1402.6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8690万元）。
此件佛宝字迹正雅圆融，秀润华美，绘像庄严典雅，精妙绝伦。虽时逾百年，依旧纸精墨鲜，品相极佳，更显弥足珍贵。且其作为皇室供养遗珍，历经风雨惊鸿现世，可谓璨然大观，功德无量，本册佛经承载历史，关乎民族大义，是我中华民族安疆保国的见证。
荣膺御倭重任誓靖东南海疆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出身徽州绩溪龙川胡氏名门望族，文武兼习，敏慧绝伦，卓尔不群。作为生活在明正德至嘉靖时期这一多事之秋的重要历史人物，胡宗宪全面负责统帅与组织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在极为艰难的形势下，苦心经营，浴血奋战，最终完成了抗倭重任，平定了祸患中国数十年的倭寇之乱，肃清了东南海疆，建立了海防体系。由胡宗宪主持编撰、刊刻、出版的《筹海图编》是中国明朝政府管辖经营中国东海沿海广大海域的重要成就，为清朝政府经营海疆奠定了主权领土与主权海域的舆图文献基础。其中，《筹海图编》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的方位，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福建的海防范围。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胡宗宪应该是将钓鱼岛划归中国领土的第一人。
胡宗宪（1512-1565)
对胡宗宪抗倭的历史作用，时人给予很高评价。张鼎说:“ 浙、直中倭六、七年，更总督数人，费金钱动巨万，迄无成功。公（胡宗宪）奉公授计遣将，或剿之内地，或徼之海外，倭生还者少矣。其擒徐海、诱王直，功尤奇……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公可谓社稷臣矣”。王士性推崇胡宗宪 “雄行阔略……故论浙中平倭功，当首祠胡公”。嘉靖时人皇甫汸说:“ 绩溪近在数百里内，曾不得一过其门；夫人病且死，曾不得一临其尸而哭。断怀土之思，割肌肤之爱，视其身轻如鸿毛，赴国家之急如水”。从上述明人的评价来看，胡宗宪抗倭功劳卓著，实不可灭。
胡宗宪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及第，先后被委任为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和浙江余姚（今浙江余姚市）知县。在知县任上，他不畏豪强权贵，励精图治，"洁己奉公，持法正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希图振邦兴国，力挽狂澜于将倾，初步显露出卓越的治理才能。因政绩突出，胡宗宪先后被朝廷调任宣府、大同和北直隶巡按监察御史，致力于整顿北国边防，为制止大同士卒哗变和重建北国边疆防御体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在浙江倭寇之患愈演愈烈，“掳掠男女，劫夺货财”，焚杀无数，仅昆山县“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备受荼毒之际，他又临危受命，担负起巡按浙江等处监察御史的重任，前往浙江御倭前线，从而揭开了他一生中最为艰苦、最为辉煌而又最为悲壮的抗倭斗争序幕。
为国殚精竭虑 终肃闽赣倭患
明世宗又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胡宗宪善于用人，精通谋略，召徐渭、沈明臣、茅坤等为幕僚；以俞大猷、戚继光、卢镗为大将，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战方略。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斩徐海，俘陈东，降汪直，断绝倭寇内应。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世宗论擒获汪直之功，以“宗宪矢心为国，殚竭忠谋，劳绩殊常，宜加显擢，以示激励”，擢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宗宪顺应历史潮流，“以倜傥非常之才”，抱定“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的雄心壮志，领导抗倭战争七 、八年，参加“大小数十百战”，战功赫赫，为抗倭战争胜利立下卓越功绩。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胡宗宪指派戚继光亲赴浙江义乌，精选3000 名乡勇和矿工，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史称这支军旅为“戚家军”。此后，戚继光率“戚家军”纵横千里，所向披靡，成为抗倭主力军。胡宗宪夸赞戚继光是“当今之虎臣，振古之名将”。嘉靖四十年（1561年）夏，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戚继光一路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走之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竟又来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史称“台州大捷”。胡宗宪赞许道:“是时兵实千五百人，而一鼓殄二千贼于呼吸间，全师奏凯，可不谓奇耶？”在上疏中，他推崇戚继光“督战功最”。戚家军九战九捷，一举肃清了江浙一带的倭患。可见，戚继光、俞大猷对平定倭寇做出的突出贡献与胡宗宪对他们的指挥、重用是分不开的。
浙江倭患平息后，从舟山和柯梅败逃的倭寇纷纷进入福建和广东，“蚁聚蜂屯”。在江西、福建频频告急并请求紧急增援的情况下，胡宗宪立即发兵福建，并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一月亲率数千官兵，自杭州驰至江西、福建，视师亲征，指挥三省官兵会剿江西之寇。先后降服和平息了祸患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山贼、海盗与倭寇，使大明王朝的海疆最终趋于安定和平静。
建于明嘉靖四十年的
淅江余姚胜归山胡公殿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八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宗宪发愿恭请明照法师敬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金刚经》曰:“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当知是经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愿此册经书弘扬佛法无边，庇护中华之疆域得以永宁，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