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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40年底，梁思成蛰居李庄开始对《营造法式》进行系统而具体的“注释”工作。在这之前，梁思成不仅有了以往校勘《营造法式》版本和文字的基础，以及成功“翻译”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经验，更有历时多年调查15个省二百二十多个县近三千处古建筑的实例，特别是对唐、宋、辽、金几朝的木构殿、堂、楼、塔等四十多处实物的深入研究，已经具备了系统整理《营造法式》的条件。于是，梁思成遵照“重点在说明宋代建筑的工程、结构和艺术造型的诸作制度上”的总原则，针对《营造法式》中“由于当时绘图的科学和技术水平的局限”，导致“原图的准确性和精密度本来就是不够”的缺陷，“加之以刻板以及许多抄本辗转传抄、影摹”等原因，致使书中的图表“走离原样，以讹传讹，由渐而远，差错层层积累”等原因，再加上那诸多难懂的语句、术语和名词等文字难关，决定采取先“图解”后“文解”的方法，对《营造法式》进行系统的“翻译”和“注解”。

　　在“图解”工作中，梁思成要求自己及参与这一工作的莫宗江和罗哲文两位助手，“必须体现在对个别构件到建筑整体的结构方法和形象上，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投影几何的画法，用准确的比例尺，并附加等角投影或透视的画法表现出来。”对于这样做的好处，梁思成认为“有助于对‘法式’文字的进一步理解，并且可以暴露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梁思成带领两名助手除了把《营造法式》中“不准确、不易看清的图样‘翻译‘成现代通用的‘工程画’”之外，他们还对其中“文字虽写得足够清楚、具体而没有图”的内容，“也酌量予以补充”或“尽可能用适当的实物照片予以说明”。在这项工作中，梁思成给后人留下了一幅经典画面:在昏暗的菜油灯下，戴着眼镜而驼背的梁思成正尽力俯身向前，下颌放在一只花瓶上，那是为了支撑因脊椎疼痛而难承头部重量之用的。那聚精会神的形象至今让人感动得不能遗忘。在“文解”的过程中，梁思成将工作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将全书加标点符号”，以便读者在阅读时“能毫不费力地读断句”；其次是“尽可能地加以注释”，对于一些难以读懂的部分，尽量翻译成现代语句，并在文字的注释中加入小插图或实物照片，“给予读者以形象的解释”。

　　到了公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思成带领两名助手已经完成了“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等图样，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释工作。对于在李庄期间所完成的这两项工作，梁思成认为:“文字中的差错，可以从校勘中得到改正；一经肯定是正确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图样的错误，特别是风格上的变换，是难以校勘的。虽然我们自信，在古今中外绘画雕饰的民族特点和时代风格的鉴别、认识上，可能比我们的祖先高出很多（这要感谢近代、现代的考古学家、美术史家、建筑史家和完善精美的摄影术和印刷术），但是我们承认‘眼高手低’，难以摹绘；何况在明、清以来辗转传摹，已经大大走了样的基础上进行‘校勘’，事实上变成了模拟创作一些略带宋风格的图样，确实有点近乎狂妄。”其实，即便后来于公元1961年清华大学再次组织人员对《营造法式》进行科研攻关时，也没有脱离当年梁思成等三人在李庄所做“注解”的范围。如今，人们在《梁思成全集》的第七卷中，依然不难看出他们那时工作的严谨和紧密。完成了《营造法式》大部分“图解”和“文解”工作后，梁思成把这部书定名为《注释中国建筑标准》，后因其他事务而暂时搁置了这项工作。

　　公元1942年，梁思成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中国建筑学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上，这是他已经深藏心中十多年的梦想。

　　——《梁思成传》

　　在李庄简陋的农舍里，他们摊开了那些用性命保全下来的资料。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决定，就在这里，就从这时开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用英文撰写说明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这也是思成和徽因从留学美国时期就埋在心底的夙愿。

　　——《林徽因传》

　　（1943年）在李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在这部著作里，营造学社12年来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考察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总结。

　　与此同时，思成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用英语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这部著作以图和照片为主，加以文字说明。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古代建筑的成就，以完成自己的夙愿。

　　——《林徽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