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乾隆帝来到这沉香木雕云龙座镜面前，看到镜中自己。座镜上方设有两圆孔，彷彿日月相互辉映，一探才知别有洞天。

　　经斜置镜子反射，层层牌画营造立体效果，左方蓬莱仙境，右方乍见御容《是一是二图》，啧啧称奇。

　　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1752年12月6日），“传做摆水法殿西洋镜一对”，用库内锡片。此西洋座镜或正是档案所列成对之一。

　　一方明镜，映照的既是幻象，亦是真实。直面镜中倒影，见我却非我，犹如镜花水月，窥见内心的渴望、灵魂的形状，又或者是真正的“自我”。

　　向左滑动进入袖珍之境

　　乾隆御容画像中，以《是一是二图》的版本最多，前后共制有五幅贴落，均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横跨逾三十载，可悉此画意构图非比寻常。

　　宫廷画师傚法宋代“画中画”人物坐像，为高宗绘变装御容。满室古物环抱，高宗身穿汉服，手执书卷，正坐榻上，身后屏风挂圣容画轴。画中人与画中画，一左顾，一右盼，相对成趣。画上御题以诗文开首:“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是故得名。

　　究竟何谓一，何谓二？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画像和画中画所指代的自身。另一种解读则认为，乾隆的提问其实是一句质疑，诘问人类的内在与外在本质，直指在如梦似幻、虚实交织的边界徘徊的意识。

　　出版的四画中，以长春书屋本年代最早，应绘于乾隆初年，其次为养心殿本，之后是那罗延窟本，较唯一纪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庚子长至月本年代稍早。参与的画师有陆灿、姚文瀚、贾全等，有学者更指郎世宁或曾为早期版本绘御容。

　　比较故宫藏画，镜孔内袖珍之境与养心殿本最为接近，屏风山水构图相类，铜觚内也同样置有长物。

　　因尺幅之限，难绘细节，但镜孔内境也画有统一度量衡的历史重器“新莽嘉量”。然观面相，高宗脸庞略显丰腴，由此推断镜中境的绘制年代应略晚于养心殿本。

　　乾隆皇帝素来喜爱中西合璧的独特设计，此座镜珍罕难得，其由来正好体现东西文明互鉴的结果。

　　乾隆一朝繁荣富强，科学、艺术、文化发展达到顶峰，欧洲传教士来华宣教，为乾隆皇帝进贡前所未见的奇技珍宝，包括各式与光学、音乐、机械相关的仪器。

　　据说“西洋镜箱”由十五世纪意大利密码学家莱昂・巴蒂斯塔・阿伯提发明，十七世纪在欧洲风行一时。

　　密封的镜箱内藏多层平面牌画，配合内置透镜和镜子，从镜孔窥之可见图画产生犹如实景般的深远感。乾隆皇帝得见如此神奇宝物，也许让他也想拥有别具个人特色的镜箱，特命宫廷工匠依样仿制。

　　左右滑动欣赏镜箱

　　除传教士进京的还有光影视学的知识，利用西洋技巧绘成的宫廷画作应运而生。

　　著名意大利藉传教士画师郎世宁（1688-1766年）奉命把焦点透视之法授予宫廷画师，是为“线法画”，在画面上营造深度，更形立体。

　　雍正七年（1729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年希尧（1678-1739年），受益于郎世宁的翻译讲解，撰成中国第一部阐释焦点透视原理的《视学》专书，除了重刻意大利画家兼建筑师安德列·波索修士（1642-1709年）成于1693年的《建筑绘画透视》图版外，附印透视线描图五十九幅，它们可能乃由郎世宁或其门生合作完成。

　　书中有插图以层叠画片展示透视原理，图中结构与此座镜如出一辙。

　　西洋座镜传世甚少，工艺水平能达此座镜者更屈指可数。此座镜集各家设计之大成，融汇东西美学，反映清宫的品味变化。

　　座镜采用沉香木制成，龙饰雕工细腻，再装配西方水银镜。沉香，清档中又称枷楠香木，极为珍稀，工匠经常与其他木料混合使用，只将沉香木用在制品局部，而此座镜全用沉香木制作而成，实属不可多得。

　　比起普通镜子带来的新奇体验，这座西洋镜也许包含著某种更加令人琢磨不透的用意。

　　试想一下，当乾隆发现自己的画像成为供人观赏的一部分时，那种对固有虚实认知的颠覆、以及对内心造成的衝击该是何等震撼。

　　然而，如果把目光移向左方孔洞，眼前乍现的却是一片不知人间何世的蓬莱仙境，彷彿揭示了皇帝心底对身后往生极乐的憧憬。

　　既有天子居内、宋画为据、古物作饰，配上另一面的蓬莱仙境，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也是乾隆皇帝就时间与历史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