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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瓷，英文名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它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约1250 - 1350◦C高温一次烧成，是源于中国，遍行世界的一种白地蓝花的高温釉下彩瓷器。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等特点。是中国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的主流品种。

　　钴矿，主要分为辉砷钴矿和钴土矿。前者含砷而几乎无锰，产于伊朗、印度等地。后者含锰量高，是含钴量的三倍及以上，我国产钴土矿均属此类。钴料用于在人工器物上着色始于玻璃器。伊朗早在公元前2000年已使用含砷钴料制造蓝色玻璃。古埃及从十八王朝（公元前1400年）开始制蓝色玻璃。中国春秋末、战国初出现的套色蜻蜓眼式玻璃珠等，多以蓝色玻璃为基体，亦为以钴离子着色。而同时以陶土为胎体的钴蓝着色琉璃珠亦有发现。

　　战国嵌玉嵌蜻蜓眼式玻璃铜镜

　　传河南洛阳金村出土

　　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至唐代，三彩陶器盛行，其中部分器物采用钴蓝为辅助装饰，以点彩及斑块类为主，个别器物通体施钴蓝釉。

　　唐三彩蓝釉罐

　　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唐蓝釉军持

　　洛阳东郊唐墓出土

　　在此基础上，以钴蓝彩料单独饰绘于白色胎体的“唐青花”脱颖而出，标志着青花瓷的起源与滥觞。而几乎同时在9世纪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亦开始以钴料装饰陶器，这种软陶在其深色胎骨上罩含有氧化锡的不透明白釉后，用钴料简单彩绘。然成品质量甚为粗劣。

　　伊朗九世纪 透明釉下彩陶碗

　　苏萨 胡齐斯坦省发现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最早可追溯的青花陶瓷，可见1975年南京博物馆首次在扬州唐代地层出土的白地蓝彩瓷片，但此类器物非瓷胎而是黄白色陶胎，经测试，其胎釉成分和烧成温度与河南巩县窑唐代白瓷基本一致。之后，在河南巩县窑窑址也发现了白地蓝彩器。现可确定唐青花产地为河南巩县窑。1998年在印尼海域的沉船黑石号上打捞的器物中发现了三件白地蓝彩青花瓷盘整器，胎体具备巩县瓷土特征，青花料属低铁低锰的钴料，应为来自波斯等域外销输入。在唐代宝历年间（公元9世纪上半叶），“黑石号”满载大量瓷器等大唐货物驶向波斯湾，启航后不久便沉没于印尼海域。唐代青花与波斯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且与西亚、波斯同时期釉陶器有着极为类似的风格。这一时期的青花极大的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黑石号”青花盘与在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碎片上的纹饰，以散叶夹菱形纹为代表，类似于波斯伊斯兰纹饰，充满异域风格。本次展览中的唐青花花叶纹执壶标本亦为同类风格作品。

　　唐巩县窑青花花卉纹盘

　　黑石号出水

　　备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唐巩县窑青花执壶残片标本

　　（本次展品）

　　L:12.5cm

　　备注:1980年代采集于扬州唐城城市遗址

　　唐 巩县窑青花菱形花叶纹执壶

　　江苏扬州出土

　　“唐青花”的出现为惊鸿一瞥，仅供少量外销之需。五个世纪之后的“元青花”则代表青花瓷进入了成熟期。14世纪早中期的元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乃至西亚的交通再次打开，景德镇的优质瓷土、先进的烧造技术与进口钴料相结合，使青花瓷器又一次与波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明进行深入交流，走上辉煌之路。

　　在13世纪的伊朗制陶中心卡尚（Kashan），陶工以钴蓝彩直接在胎体上绘饰再罩以透明釉，其钴蓝发色纯正而软陶胎体粗松，整体效果不佳。可视为稍晚中国元青花瓷的外来文化先导。

　　伊朗十三世纪 透明釉下彩陶碗

　　卡尚 伊斯法罕省发现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伊斯法罕国王清真寺华丽的入口，装饰着

　　几何图形、花朵和书法瓷砖组成的拱顶

　　元青花所用钴料有进口与国产之别，进口青料（元代文献尚无“苏麻离青”一词），因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发色幽蓝深沉，在钴料浓重处会形成凹入胎骨类铁锈斑。而国产料制品则无黑斑点，发色清淡，多用于小件器物。纹饰、造型上为满足当地王室贵族审美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模仿和创新之作。浮梁磁局和市舶司的设立也促进了景德镇瓷器的外销需求。有实物和文献均证明有包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种的“色目人”参与景德镇元青花的制作与窑务管理。成熟的元青花可称为是中华汉文明、蒙元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共同创生的辉煌。

　　元 景德镇窑青花大盘上的波斯文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元青花水波云龙缠枝莲花纹大罐

　　（本次展品）

　　D:33cm

　　备注:

　　1. 埃斯肯纳齐，伦敦

　　2.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EK287

　　元朝与同样由蒙古帝国所分化而成的其他四大汗国，特别是伊儿汗国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与忽必烈为亲兄弟，其统治区域在今西亚地区，涵盖了现今的伊朗、伊拉克、高加索等地。

　　元人绘 元世祖像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朝疆域与四大汗国

　　旭烈兀与他的妻子脱古思可敦画像

　　而这些地区盛产钴矿，是制作元青花所不可或缺的“苏麻离青”青料的产地，历史上也长期烧造蓝釉陶器，并且这一地区长期信奉用色“尚蓝”的伊斯兰教，故白底蓝花的装饰纹样最受欢迎，广泛应用于清真寺、皇宫乃至陵墓等，以体现伊斯兰的圣洁和高尚。公元1295年，伊儿汗国的合赞汗即位后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社会经济尤其是文化艺术迅速发展，同时与元朝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元朝重视商业，鼓励海外贸易，通畅的海陆丝绸之路使得产自波斯的高铁低锰青料和波斯地区的工匠一起到达景德镇，最终促成了发色深沉、胎釉精良的成熟青花瓷器的诞生。这些精美的元青花瓷器也以赏赐、贸易、战利品等不同形式流入如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土耳其托匹卡普宫等当今重要元青花收藏机构。

　　波斯萨法维王朝

　　四十柱宫门对面上方1543年达黑马斯普沙阿

　　接待印度国王胡马雍（局部）

　　波斯萨法维王朝

　　四十柱宫壁画之一:独自酌酒的绿衣女子（局部）

　　元青花缠枝「福禄万代」大葫芦瓶（亚历山大瓶）

　　威廉亚历山大旧藏

　　元青花造型多样，有梅瓶、玉壶春瓶、大罐、圆口或花口折沿盘、高足杯、藏草瓶、扁壶、军持、仿蒙古包等，不胜枚举。纹饰题材丰富，龙凤、人物、飞禽、走兽、草虫、花卉、几何图案等，包罗万象。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模仿和创新之作。如外销西亚的元青花多见硕大的盘、碗、罐、瓶等，纹饰多层布局，满密繁复。而销往东南亚地区的则以小件器物为主，纹饰简洁疏朗。有些纹样如满池娇、蓝地白花等多借鉴于蒙古人喜爱的丝织品图案，庭院、人物、诗句等纹样明显受汉族绘画和杂曲平话的影响，可见元代青花瓷是多民族文化和技术融合的产物。

　　元 青花模印人物盘

　　瑞士玫茵堂旧藏

　　元青花满池娇纹菱口折沿盘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EK355

　　明初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正式设立“陶厂”，建文四年（1402年）更名为“御器厂”。而御窑厂的正式创立为明代乃至清代整个中国陶瓷艺术奠定基石。这一时期青花瓷明显呈现出一种由元代青花向典型明代青花瓷过渡的特征。所用青料经分析化验，主要还是进口青料为主，不过因烧成技术所限，故多发色灰暗，亦有釉面肥润，青花深沉之作。

　　明洪武 青花缠枝花卉盏托

　　（本次展品）

　　D:19.6cm

　　备注:日本藏家旧藏

　　说“青花”

　　关于“青花”一词，在元代文献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中有“青白花瓷器”“青白花器”等语，有部分学者认为即应指“青花”瓷器。在明初，“青花”瓷器这一名词概念则已明确于文献中。明初人曹昭《格古要论》中载“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永宣间随郑和四下西洋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定稿于正统元年）中“货用青白花瓷器”，“货用青花白瓷器”屡见记载。宣德五年，随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成书于宣德九年）中载爪哇“国人最喜青花磁器”。而三下西洋的马欢著《瀛涯胜览》中亦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至《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则有“官样青白地瓷器”的表述。此后“青花”渐成为瓷器品名定论，至清人《景德镇陶录》中，“元明以来多青花”，宣德窑“诸料悉精，青花最贵”等说法深入人心。

　　说“青料”

　　“苏麻离青”，现通指元代至明代永乐、宣德间使用的进口青花用料，具有高铁低锰、呈色浓艳、有晕散，多凹陷黑斑的特征。但著名的“苏麻离青”一语未见于元代文献。始见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王世懋著《窥天外乘》——“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最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成书于万历十九年的黄一正《事物绀珠》也有几乎相同的说法。同时代的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则载“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明末清初谷应泰《博古要览》中则又作“苏泥勃青”。亦有学者认为苏麻离青等称呼与Smalt有关，是一种含钴的蓝色玻璃，粉碎后可作为青花瓷用料。

　　明永乐 青花鱼藻纹盘（残）

　　（本次展品）

　　直径:37.5cm

　　1994年珠山南麓东门头出土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