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孔子是被当作“圣人”崇奉的。《孟子·万章》云:“孔子，圣之时者也”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圣人”一词更成了孔子专享。汉司马迁撰《史记》，称之为“至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垂宪万世等等尊崇褒美之词，纷纷加诸其一身。《圣迹图》即是根据《论语》《史记·孔子世家》及宋儒朱熹纂辑的孔子事迹，绘图、叙事、题赞的连环画读本，亦即孔子的画传，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孔教宣教书。
在中国古代，《圣迹图》大致通过三种方式制作、传播，即:石刻、绘画、版画，其中尤以版画为大宗。盖版印可以化一纸为千百，行众及远，自然成为通过《圣迹图》来传播孔子思想、事迹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版印《圣迹图》所起甚早，有人说在印刷术的初起阶段唐代就有了，阿英先生在《中国连环画史话》中说:“孔子传记连环图画《圣迹图》，据说宋朝已经有了，只是我还没有见到”。不过，对这些语焉不详，即无实物遗存佐证，也不见文献记载的“据说”，姑妄听之也无不可，实在认不得真。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载，元大德年间（1297－1307），孔子第五十三代孙孔津编刊了一部《孔圣图谱》，共三卷，首卷为图，这应该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刻本《圣迹图》，但书已不传，难明究竟。
本文述及的这套《圣迹图》（书为中贸圣佳任国辉先生携来共赏，以下即简称“中贸本”），框纵34．8厘米、横67厘米。经折装。卷首冠《史记世家》一文，书题下刊“汉司马太史迁撰，宋朱文公熹纂”。第四页起为图，首“先圣小像”一幅 ，继为绘写孔子“圣迹”的图画，始于“孔子母徵在祷于尼山而生孔子”，迄于“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祀焉……太牢之祀百代伊始”。总37图，图后有沈藩《刻孔子圣迹图跋》、邓文质《圣迹图跋》和张楷《右孔子世家一通》各一篇。书被当初的持有者重新装裱过，《右孔子世家一通》似本应接续在卷首《史记世家》一文之后，图画之前的，却被误装到了书末。沈藩《跋》云:“惟皇御历垂统，适嘉靖戊申春孟吉旦，潞痒姚生正贡之期，西还得《圣迹图》一册，谒余以献。……斯图也，梓之，岂载擅美而传远，亦将报本于万一也”，末署“皇明亲王沈藩南山子熏沐并书”。知刊于嘉靖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各图皆无图题，图右刻文略述本图所绘事迹，文后有赞。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存世的《圣迹图》本子中，与此本有关联或出自同版的本子有三:
一是1958年，郑振铎先生辑录《中国版画史丛刊》时，将其旧藏现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圣迹图》影印出版，在为这部《圣迹图》撰写的跋语中，先生说:这部《圣迹图》“是明正统九年(1444)刊本。今所见的诸本刻本《圣迹图》，无早于这个本子的了”。先生的依据，大概是图前《右孔子世家一通》署“正统甲子秋七月望日四明张楷盥手谨书于西台公署”。张楷（1398—1460），字式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官至南京佥都御史，彩绘《圣迹图》长卷，图二十九幅（存，藏孔子基金会），并以之为刻石、镌木之粉本。石刻曾置于上海青浦大盈孔庙启圣祠中，今已不存，（有拓本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木刻本已佚，今人已经看不到了。明万历前所刻《圣迹图》，几皆以正统本为母本，《右孔子世家一通》也照刻不误，故署款时间和其间某一版本的梓行时间并不见得一致。 1963年文物出版社印行的《西谛书话》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为之正误，言郑藏本实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沈藩朱胤栘据正统九年本的翻刻本，亦即应与本文所述嘉靖本同版。但取两本详加勘对，却发现有很大不同:
其一，两本有部分图版如《先圣小像》《退而删定诗书》全同，但也有部分图版存在较大差异，如“先圣未生时有麒麟吐玉书”一图，中贸本左半部分画面繁复，国图本将回廊、花木，地面的草丛全部略去；“先圣诞生之夕，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一图，画面上弥漫的云气，殿阁旁葱郁的林木全然不见；“孔子学琴于师襄”一图，人物形象、服饰、站位、动态、表情基本相同，但布景几乎全被省略，松树的画法也大不相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大致是国图本仅保留了沈藩本的主要故事情节，作为场景烘托的细密、繁复的背景描绘则多被略去。至于线刻的运用，中贸本柔韧、细密、生动，国图本粗糙稚拙，更有云泥之别。
其二，题赞皆为楷书，中贸本行距整齐，字体清秀，雕镌工整，国图本行距歪斜，字划潦草。另前冠《史记世家》，虽然都占六个折面，行款格式也大不同。
其三，国图本无邓文质《圣迹图跋》和沈藩《刻孔子圣迹图跋》二篇跋文，而此两文恰恰是鉴定版本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国图本与中贸本绝非同版，而是出自不同刻家、不同画家、不同镌手的别本。细审国图本全书，并无片纸只字可以证明其为嘉靖本的文字材料，不知定为嘉靖二十七年沈藩刊本，所据为何？或曰郑先生之所以判断有误，是国图本沈藩跋和邓文质跋皆佚失所致。但两书既非同版，又何来“佚失”之说？沈藩名朱胤栘，封宪王，封地在山西潞州，薨于嘉靖二十八年，即书刻成之后一年，不可能在死前一年刻成不同版本的两种《圣迹图》，也没有哪怕是蛛丝马迹表明其和国图本有任何关系，亦即国图本应本无此跋。进而言之，以中贸本之跋，毫无来由地去佐证一个并非同版书本的梓行时间，岂非南辕北辙？当然，国图本画风古朴，应也是《圣迹图》的早期刊本。
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沈藩刊本，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这个本子。与中贸圣佳本两相比较，图画、行款、字体绝无二至，出自同版无疑。然亦有两点不同:一是北大本缺第十二图，非为全帙；中贸本为完璧；殊属难得。二是北大本为在墨线图上的手工敷彩本，中贸本原汁原味，未做任何人工涂饰。我浸润古版画有年，经眼之敷色本多矣，坦而言之，我是不大喜欢此类画片的，原因无他，唯在即使色彩绚丽，设色妥帖，灿烂之观，也是徒增眼目之娱，却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木刻画的原始韵味。
是沈津撰《〈圣迹图〉版本初探》，（沈津:《〈圣迹图〉版本初探》，载《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0页。）言北大图书馆藏有明正德本《圣迹图》，也是一个人工敷彩本，为现存最早之本。不知其言是否系据中贸本邓文质《跋》署“正德元年”而言。实际上此跋原为明正德元年孔公才扬州江都刻本的跋。跋中有“吉府贤王复加增益至三十有九”“江都尹公才实宣圣云裔，偶有得其善本，谓然叹曰:‘先祖圣迹，反有赖藩王都宪’” 等语，亦即吉藩得张楷本，增绘至三十九图，（1995年嘉德拍卖会现吉藩绘本，今不知藏于何处），孔公才“讵敢惜俸资不为先德侈焉”，因刻印行世。沈藩本当源于孔公才本，故附刻其原序于后，沈文以之作为嘉靖本刊梓年代的依据，是张冠李戴了。正德本亦佚，笔者以之请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李云先生，先生亦言北大不藏正德本，“正德本”云云，是对沈藩本的误记。
由上述可知，就现今存世之《圣迹图》而言，嘉靖二十七年沈藩刻本已是存世之本中最古者。
郑振铎先生曾言:“所有这些《圣迹图》，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的价值并不高”，诚哉斯言。盖古人作《圣迹图》，并不在于对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考察，而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艺术创作。明清两代，《圣迹图》刊版甚伙，版本之多，如过江之鲫，我经眼就不下二十种。众所周知，明嘉靖时期是古代版画“光芒万丈的万历时期”（郑振铎语），达于极盛的前夜。此本构景造意法度谨严，背景描绘细腻，界画严整，人物刻画生动传神，孔圣温、良、恭、俭、让，睿智含蓄的形态特征尽现于画图，至圣先师，千古如见。用线细劲流畅，细密精微，图纹高雅，即使较之于晚明徽版名工所镌，亦无少逊，且更多了几分大气、恢宏的气韵。藩府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时称沈藩多才焉”，亦即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王府亦不乏高手画工、镌手，遂成此佳刻。与之相比，国图本虽也是早期刊本，但构图因繁就简，用线也略显稚拙，更多的是民间艺匠的特色。后世之私、坊所刊，亦无可与之并美者，称之为明清版刻《圣迹图》之第一神品佳构，绝非溢美。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云先生在《孔子“圣迹图”绘刻与收藏初探—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圣迹图”》（载:《长沙大学学报》第19卷第1期。2005年1月。）一文中，曾赞誉北大藏本为“现今大陆所存最早最好的《圣迹图》”。就中贸圣佳本而言，我想在最早、最好的考语上，还应加上绘镌最精、保存最为完整、最能反映木刻画原貌的珍稀善本。鲁迅先生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说:“中国的《孔子圣迹图》，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先生此论，距今已逾近九十年，何遑今日？世之博雅君子，当知宝而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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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迹图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朱胤栘刻本
1函1册 白棉纸 折装
36×30.8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