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的钟声已经敲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牛已经和人类开启了若即若离的模式。以至于很多现代人都没有意识到，在中文语境中，“牛”是极少数只作为褒义词使用的词汇。能有如此殊荣，自然不是随便炼成的。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通过那些以牛为主题的青铜艺术品，来了解“牛”是怎样炼成的。

　　惹不起的战神

　　性情温和、任劳任怨，对于在书本上认识牛的人来说，这似乎是牛身上撕不掉的标签。但迄今为止安阳殷墟出土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亚长牛尊”却不会给人一丝一毫这样的印象。

　　这件通高22.5厘米、长40厘米、重7.1千克的青铜牛尊因头部有其主人“亚长”二字，被称为“亚长牛尊”。牛角弯曲有力，四足粗短壮实，牛头前伸，双目大睁，牛口微张，生动展现了一头成年水牛的雄姿。

　　牛身满布龙、鸟、鱼等20多种动物纹饰。最为突出的是牛腹两侧各饰一只猛虎，虎头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

　　作为如此精美器物的主人，“亚长”是商王朝南部“长”国的部落首领，地位仅次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

　　亚长不仅地位很高，而且是一位标准的“牛人”，他曾多次驰骋疆场，未及伤愈便又持钺上阵，时至今日，在亚长身上可以找到的创伤多达七处，其中还包括连续打击。

　　殷墟以牛为形象的有玉器、石器、陶器等，也有浮雕形式的牛头及牛头纹饰青铜器，考证牛角可知，无一例外，都是水牛。

　　殷墟时期的水牛与家养黄牛不同，仍为野生。甲骨卜辞中常常记载，商王外出狩猎，捕到一种叫“兕”的动物。有专家推测，兕正是野生水牛。也有研究者将这一野生水牛起名“圣水牛”。

　　“圣水牛”性格倔强，坚韧不拔，虽然与人类共生千万年，终究未被驯化，而是逐渐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有威猛与不屈的故事不断流传。

　　献给天地的国宝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湖南省衡阳市爆出一个特大新闻:当地蒸水北岸包家台子出土了一件商代牛形铜觥。与以往不同，在这件青铜器的周围，并没有发现墓葬。当时获得较为广泛认可的观点是:出土地是一片平整的高台，牛头所对的方向，正好是衡山。这是当年部落首领在进行完祭祀活动之后，特意将其深埋留下，献给天地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湘潭九华公社桂花大队船形山出土的猪尊，也是类似情况，而且周边还放置了一些防潮用的细沙。“献给天地”的说法从侧面得到了佐证。

　　商代牛形铜觥，出自商代朝晚期。觥是古代的一种酒具，腹部椭圆，上有提梁，下有圈足，且大多数还配有勺子，可以用来添酒。时至今日“觥筹交错”还能让人们想象出昔日欢娱的场景。

　　商代牛形铜觥，长为19.8厘米，高为14厘米，壁厚仅0.2厘米。体现了3000多年前高超的青铜器制造水平。牛背上有一只精致的器盖，盖子的提钮，就是一头骊虎。它的虎头向前探视，虎身略微弯曲，像一支离弦之箭，虎尾微微上翘的细节，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是体现当时年代和背景的重要特征。这件商代牛形铜觥，周身密布华美的纹饰，其中地纹是云雷纹，而主纹则是凤鸟纹、夔龙纹、兽面纹等多种纹饰混杂。

　　这件文物刚刚被发现，就被确定为一级文物，即国宝级文物。这不仅在于其杰出的艺术水准，更在于它是当时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牛型青铜酒器。

　　北有马踏飞燕 南有牛虎铜案

　　考古界有句很著名的俗语”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马踏飞燕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识，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文物目录》。作为与马踏飞燕齐名的文物，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的牛虎铜案地位可见一斑。

　　虽然同为上世纪60年代出土，但战国时期的牛虎铜案比东汉时期的马踏飞燕“年长”几百岁。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大牛与小虎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

　　作为古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民族风格。更为难得的是，牛虎铜案中牛的造型不是野生状态下的“圣水牛”，而是黄牛。对于此前只在历史典籍中存有只言片语的古滇国，牛虎铜案对于古滇国的民族史、农牧史、冶金史、美术史、民俗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甚至有人认为牛虎铜案中牛的形象是来源于印度的“瘤牛”，这又是为什么呢？

　　最牛存钱罐

　　贮贝器是滇国青铜艺术的典型代表，它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具体入微地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在今天，牛被作为财富的一种象征，而牛作为古代最强大的生产工具之一，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贮贝器，顾名思义就是贮存贝币的容器，它出现是以大量的海贝存在为基础的，而滇国海贝在很程度上具有“国际货币”的职能。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身毒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云南和各方交流的文化熔炉。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它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文化枢纽。鉴于古代交通条件之艰难，滇国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较慢，这也是贮贝器出现的客观前提之一，同时也是“瘤牛说”出现的依据。

　　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最重要的“艺术舞台”，上面上演的剧本都经过精心构思，表演者有人物，也有动物。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有一牛、五牛、七牛，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八牛贮贝器是目前发现的牛最多的贮贝器，堪称“最牛存钱罐”。

　　“老资格”国宝

　　在艺术品鉴赏领域，有一种观点:制作出来的时候就价值连城的才是“国宝”。尽管这个标准不能全面概括“国宝”的概念，但却可以为出自战国时期的“错银卧牛青铜镇”的“国宝”资质做出最合适的注脚。

　　相比几千年前的供桌、酒壶或者存钱罐，制作时就已经是“天子贡品”的错银卧牛青铜镇，当国宝的日子显然要长出上千年。

　　错银卧牛青铜镇，长10厘米，高5厘米，于1956年在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期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古人习愤跪坐于地、床、榻之上，必铺席，文献中也称作“筵”。为了避免起身和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住。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多动物造型，如虎、豹、辟邪、羊、鹿、熊、龟等。

　　这件铜卧牛，蟠伏顾首，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牛身有精美的错银云纹装饰，不仅动感十足，且充满神秘气氛。腹下刻有“大府之器”四字，《周礼·天官·大府》职云:“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

　　“大府”是王室掌管财币货藏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贡品），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作都异常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