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自成交行业进入调整期以来，在经历了持续4年的低谷之后，今年春拍秋拍市场有了回暖迹象。平稳中有提升的春拍秋拍业绩是我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趋向理智、结构组织合理取得的成果。成交场中的精品仍是藏家争相追捧的对象，高价的拍品引发广泛关注。
影响力，向全球前20强成交公司的客户资源推荐藏品
藏品可受到嘉德保利苏富比等成交公司高层和客户关注
藏品宣传有效快速，达成快速交易
藏品得到老师亲自撰写说明鉴定，分析收藏价值及投资前景
宣传，电视，杂志，公众平台，网络等
现藏于钱君匋艺术馆的“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是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胡澍、沈树镛、魏锡曾、赵之谦四人共同鉴赏金石拓本时赵之谦所刻，在印章的印款中，赵之谦简单地交代了当时的情况:“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此印在赵之谦印风中极具代表性，而且印章所涉艺事也颇为耐人寻味。本文通过相关文献与实物的对比和考察，探讨胡、沈、魏、赵的交游艺事以及印作的取法渊源、艺术特色等，并借此发掘印章边款在赵之谦书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印章所涉艺人艺事
清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春，赵之谦客居京师应礼部会试未第之后，将精力投入到金石学研究中。因好友胡澍、沈树镛时在京中，遂三人得以聚首共研金石，并利用京中所见丰富的金石器物，开始进行金石碑版的研究工作，同时拟在考订精审的基础上双钩汉碑十种，择优而录之。此年八月，好友魏锡曾自闵中来京，与三人共聚于京师鉴赏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至九月，《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刊成，赵之谦刻白文印“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志(图一)。因此，这方印章不仅是赵氏艺术生涯中的精品之作，同时也是胡、沈、魏、赵四人“金石交谊”的重要见证。
图一清 赵之谦 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
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
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㧑叔，号悲庵、无闷等，浙江会稽(绍兴)人。咸丰己未举人，清代艺术史上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春，赵氏入京准备参加会试，与同在京师的好友胡澍相聚。胡澍(一八二五—一八七二)，字荄甫，又字甘伯，安徽绩溪人。通医术，善书法，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举于乡，从缪梓学。赵之谦早年入缪梓幕时与之为幕友，是即胡澍为上述三人中最早与赵之谦订交。赵氏前后为胡澍治印二十余方，俱见于《二金蝶堂印谱》(图二)，胡澍亦为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及《六朝别字记》作序，二人还曾联名制墨，可见二人情谊之深。缪幕散后，胡氏因避战乱，曾在绍兴与赵之谦比邻而居，赵有诗曰:“乱离得欢喜，团聚从患难。寄居于我室，谈笑恒彻旦。僦屋更比邻，酒食互相唤。食贫偏壮气，感事同扼腕。”胡澍善篆书，其风格遒劲中有柔媚，飘逸中又见委婉，时受盛赞。钱松“石生”印款记:“皖友胡石生深篆法，邓石如后一人也。”陈雷“胡澍观”款记:“荄甫仁兄精斯篆，余心慕之，而未有以求也，今闻其将北上，急以素纸求书，极蒙慨许，余即刻石奉酬并以赠别。”赵之谦也对他尤为推重，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九月，赵氏在温州为钱式示范临摹秦刻石《峄山碑》时称:“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唯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其推崇之意显而易见。在篆刻思想上，胡赵二人颇为相似，魏锡曾集赵之谦印迹《二金蝶堂印谱》后，乃倩胡澍为序，曰:“窃尝论之，刻印之文，导原篆籀，子姬彝鼎，嬴刘权洗，多或数百言，少则一二字，繁简疏密，结构天成，以之入印，实为雅制。它如汉魏碑版、六朝题记，以及泉货、瓦砖，措画布白，自然入妙，苟能会通，道均一贯。”可见，胡澍也已意识到可将“汉魏碑版”“六朝题记”“泉货、砖瓦”等引入印章创作中，这与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创作思想是相一致的。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二月，赵之谦为胡澍刻“胡澍之印”，印款中以刻短诗述说二人真挚的友情:“印不值钱，产自青田，路七八千，入悲庵手，刻贻其友，曰可长久……”
图二 清 赵之谦自题《二金蝶堂印谱》
沈树镛(一八三二—一八七三)，与赵之谦同为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举人，二人有同年之谊。树镛字均初，号郑斋，江苏南汇人。生平喜收藏，金石器物所藏甚丰，尤对碑帖考订精辟。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赵之谦与沈氏京中相聚，在京期间，赵之谦还一度寄居沈宅，赵之谦《致陈子余函》:“弟去秋移居永光寺中街沈均初同年家，均初即与弟刻《补寰宇访碑录》者，近以宅不吉，将迁居，弟必同住。”此年赵、沈二人分别买到《郑文公碑》的碑文和碑额拓本，而沈树镛慷慨将碑额赠与赵之谦，以成物聚之美:“癸亥客京师，余买得碑，沈均初买得额，因以畀余，书此志喜。”“手教敬悉，郑碑得额、玉匣、玉盖，所谓天生神物，终当合也。感谢并志喜。”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的刊印，也是得益于沈树镛鼎力协助:“且过此以往，天下虽大，未必有人肯为我刻书。穷厄极处，尤恐一旦沟壑……如有人与我刻诗文，则不甚决；刻此，则决。决于刻此书，大错不过挂漏，不能指之为恶劣悖罔也。”“同岁生沈均初亦为此学者，毕力助搜讨，寒暑风雨，奔走告语。”在频繁的学术交流中，赵之谦对北碑的认识和观念也影响到了沈树镛，如沈氏在评价隋碑《隋修比丘尼梵石室铭》中便引用了赵之谦的观点:“㧑叔谓此铭落笔处一一如悬崖坠石，非真学拨镫法者不能。余谓惟撝叔于此铭中实力讨论过，故能说出秘传，惜无精拓本印证之。”沈树镛认为此铭“悬崖坠石”之笔势和“拨镫法”的笔法是赵之谦深研后得出的感悟，将其视为秘传，并对此深信不疑。沈树镛是清代最有影响力的碑帖收藏家之一，赵之谦在与沈氏的交往中，有幸见到了很多珍贵的碑帖拓本和金石器物，又与沈合编《补寰宇访碑录》，使眼界得以开阔，在此期间他提出“印外求印”，尝试将碑碣、造像、权量诏版、泉布镜铭等各种金石文字融入篆刻中去，如“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印款中:“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抚印家立一门户。”赵之谦一生刻印非多，在现存二百方左右赵之谦印作原石中，为沈树镛所刻的就有三十余方，可见二人交情甚笃。
魏锡曾(一八二八—一八八一)，字稼孙，浙江仁和人。咸丰年间贡生，曾官至福建盐运使，好金石，又嗜印成癖，故自号印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魏锡曾与赵之谦在闽中订交，自此过从甚密，赵之谦的篆刻风格一步步走向成熟，魏锡曾从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魏锡曾不刻印，但对印学颇有研究，其对印学的见识和收藏，让赵之谦敬慕不已:“稼孙与余最善，不刻印，而别秦以来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说微妙，且有让之与余能为之不能言者。”约同治壬戌六月，魏锡曾提出为赵之谦辑印谱，赵之谦为早年所刻“赵之谦印”朱文回文印补款:“稼孙索余少作，因检此示之，同治壬戌六月记于福州。”于是，赵氏便开始有意的大量刻印，以应魏锡曾辑谱之需:“近复刻名印七八个，可自来取去。拓后即还我，缘出月初行色匆匆，未便延误也。”魏锡曾也常对赵之谦的印章作出评价，如赵在为魏刻“稼孙”朱文印时，款中便记道:“稼孙目余印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也许魏锡曾将赵之谦与丁敬、黄易等前辈高手相比并得出赵不及丁、黄的结论激起了赵之谦与古人争高下的好强之心，赵之谦在刻“赵之谦印”印款中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工。”“松江树镛考藏印记”印款:“取法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抚印家立一门户。”又在致秦勉锄札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可见，赵之谦的创作欲望完全被激发，这种情况与魏锡曾有很大关系。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八月，魏锡曾因公务自闽中赴京，值得一提的是，魏锡曾在此次北上途中，专门携为赵之谦所辑的《二金蝶堂印谱》赴泰州拜谒清代篆刻大家吴让之，时吴让之生活穷困潦倒，在寓居的僧舍中接待了魏锡曾，让翁应魏锡曾之请为印谱作序，序中赞扬赵之谦“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词耶”。又认真评价道:“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吴让之撰写的《二蝶金堂印谱》序文和魏稼孙所辑的《吴让之印谱》，引发了赵之谦撰写《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一文，阐述自己不同的印学观点，两位篆刻大家通过作品进行切磋交流，所引发的一场艺术之争，成为清代篆刻史上著名的公案。
赵之谦在客居京师与好友共研金石期间，其艺术风格发生了巨大改变。在篆刻上，他广泛地将汉碑、摩崖、泉布、镜铭等金石文字运用其中，并且创造性地将魏碑体书法引入边款创作中，他的书法取法更是完全从颜真卿转移到北碑。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胡澍为赵之谦编著的《六朝别字记》作序时特别提到:“同岁生赵氏㧑叔，少为金石之学，多见汉魏以来碑刻，其作隶书有延熹、建宁遗意，今体纯乎魏齐。”可见同治三年时赵之谦的书法已经完成了“由帖入碑”书风的转变，这时已完全是魏碑的风格。
二 印章之艺术渊源
“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这方印章是赵之谦在京中与三位好友共赏金石时所刻，它见证了胡、沈、魏、赵四人的金石之谊，也显现出赵之谦极高的艺术水平。此印章为三面款，其中“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刻此以志一时之乐”五十字记事小品为侧面款，“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二十二字为顶款。这方印章风格特殊，它的印面与印款与先秦的《石鼓文》、汉碑、北碑墓志等有很深的艺术渊源。
(一)印面取法
赵之谦是中国篆刻史上一位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在篆刻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所谓“印外求印”，即是以钟鼎碑碣、造像题记、权量诏版、泉布镜铭等其他金石文字遗存来进行篆刻创作，如赵之谦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边款:“取法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摹印家立一门户”；“沈树镛同治纪元后所得”印款:“篆、分合法，本《祀三公山碑》；“寿如金石佳好兮”印款云:“刻汉镜铭”；“沈树镛印”边款:“拟石鼓文”等。印章款识中，赵之谦印涉及到的金石古物有《石鼓文》、秦诏版、汉碑、造像、钱币等。例如《石鼓文》(图三)是目前中国存世最早的石刻文字，它的字体介于大篆和小篆之间，即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字形方正端庄，点画饱满圆润，唐以后书家多对其青睐有加，明代朱简在《印经》中云:“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识等字，是作诗人不曾见《诗经》《楚辞》。”
图三 先秦《石鼓文》拓片局部
图四 清 赵之谦沈树镛印
赵之谦对《石鼓文》有着相当深厚的兴趣，所刻印章中“沈树镛印”即为对石鼓文字的模拟(图四)，“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这方印章的篆法亦是取法自石鼓，赵之谦在边款中虽未注明是取法何处，但是将其与石鼓文进行比较，就显而易见了。结合印面看，这方印章篆文都呈现出方正、朴茂的韵味，结字匀称适中、重心偏下，点画起止处饱满圆润，转折之处浑劲圆融，势态风骨嶙峋而又旖旎多姿，与石鼓文之风韵相吻合。
图五 汉《莱子侯刻石》拓片
图六 赵之谦印款选字与北碑墓志选字对比图(一)
图七 赵之谦印款选字与北碑墓志选字
对比图(二)(上右二为“老”，因点画更似，遂用)
此印之章法乃是取法自汉碑，印面篆文共二十四字，由于印文较长，遂将其分为六竖列，每列均为四个字，间隔之处加以界栏，把原本难以安排的印面处理得极为妥当，一任自然，这种界栏的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隶书石刻，比较著名的有《居摄二坟坛刻石》《禳盗刻石》《莱子侯石刻》(图五)等，皆采用直行界格。赵之谦制《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与编《补寰宇访碑录》时，曾对汉碑进行过深入的考证研究，将汉碑的风格特点运用于印章中，也是符合赵之谦“印外求印”的印学思想。“浑厚”是赵之谦印论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他说“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浑厚的印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刀法，赵之谦的刀法早年受到“浙派”“邓派”的影响，胡澍曾在《二金蝶堂印存》序中叙述赵之谦的学印“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浙派”善用切刀，刀法生辣，风格古拙苍劲；“邓派”善用冲刀，刀法爽利稳健，有很强的笔意性。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季，赵之谦为魏锡曾刻“钜鹿魏氏”的边款中论述:“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赵之谦刻印尤其注重笔画之间的书写关系，刀法与笔墨情趣的表现，使笔画的内外部气息通畅，作刀如笔，展现出很强的笔墨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