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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画派”诸家中,蔬果题材绘画极为多见。除去显而易见的个人偏好(如吴昌硕)外,在蔬果中垂青葫芦者,前有虚谷、周闲、赵之谦,后有王一亭、王个簃、朱屺瞻等。在“前海派”的虚谷、周闲、赵之谦等三位画家中,周闲与赵之谦的葫芦极为接近,但细察其笔墨语言与寓意,仍然可见其特出之处。
清 周闲 依样 28.6cmx38cm 上海博物馆藏
在疏落的藤蔓中若隐若现三只亚腰葫芦,一只完整呈现于画面,浑圆的葫芦下肚匍匐于地,修长俊俏的上肚连接于青藤;一只掩映于藤叶之间,微露上肚及下肚之侧影;一只仅有下肚着地,上肚被葫叶遮掩。三只葫芦均为藤黄加鹅黄所绘,柄蒂处泛青,与青藤相连。有意思的是,还有一只葫芦状的花蕾含苞吐蕊,蓄势待发。这是周闲笔下的葫芦形象。在一套周闲作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秋日的《花果图》册(上海博物馆藏)中,包含了荷花、牡丹、兰花、桂花、大白菜、茄子、扁豆、胡萝卜、番薯、毛栗子、葫芦等多种花卉蔬果,而《葫芦图》(一名《依样》)正是其中之一。在该图中,周氏题识曰:“依样,存伯画”,钤白文方印“范湖居士余事”。“依样”乃“依葫芦画瓢”之意,约定俗成已经成为葫芦的专属词汇。周闲(一八二〇——一八七五)为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字小园,一字存伯,号范湖居士,故有如此的题识及钤印。在画中,周闲创造性地用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色调与郁郁葱葱的绿叶相配搭,很有栩栩如生的鲜活感。在这件极富清新自然与消夏情怀的葫芦小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旺盛的生命力与极具朝气的活力。在同一套册页中,他题写的“归田滋味长”及描写的茄子、胡萝卜与扁豆,也能传递出同样的信息。在晚清时期,一味追求传移模写与仿古摹古的氛围中,这样的花果图无疑成为一种清新剂,为陈陈相因的画坛带来了革新的气息。现在无法考证出周闲是否受过西风美雨的熏陶,但作为长期寓居沪上的画家,在其时上海成为中国早期对外开放的商埠、得风气之先的大环境下,周氏绘画直接或间接受西洋画影响也是可能的,所以在此葫芦画中,这种具有明显水彩和静物写生倾向的画风就不难理解了。他的这种画风,又影响到同是“海上画派”代表作家的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在吴昌硕作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一套《设色花果图》册(上海博物馆藏)中,有一件题识为“不知葫芦中卖何药”的《葫芦图》,硕大的葫芦半隐于叶丛中,葫身的“黄”与叶蔓的“黑”形成鲜明的视觉反差,无论就构图的繁密,还是赋色的鲜艳,都与周闲有一脉相承之处。吴昌硕作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的《花卉图册》(故宫博物院藏),其中一开便题写:“拟范湖居士大意”、作于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的《天竺水仙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吴氏题识:“群仙祝寿,拟范湖居士,己酉吴俊卿”,两件作品均明确注明其笔意来自周闲,据此而知周氏画风在沪渎的影响力。
清 周闲 依样 局部
周闲与与海上画坛的任熊(一八二三——一八五七)、陈埙等人交游甚密,任熊甚至还专门为周氏画过《范湖草堂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而周氏亦曾为任熊撰《任处士传》和《刘诚意伯授经图记》。两人相互砥砺,耳濡目染,故其画与任熊亦有相近之处,但任熊后以人物见长,而周闲专事花鸟,专长不同,花卉则不分轩轾。任熊的《姚大梅诗意图》册、《花卉翎毛图》屏、《花卉图》卷(均藏故宫博物院)中的花果,都与周闲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虽与周闲并无相交的记录,但两人之间的画风亦有着惊人的相似。赵之谦作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的《花卉图册》(两册,分藏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其笔意及色彩就与上述周闲的葫芦画有着形与神的交合。或许这是当时海上画坛的流行画风,抑或为其时审美需求所致,受众对雅俗共赏的花果图的偏爱造就了这种画风的盛行。
吴昌硕 依样图 荣宝斋藏
吴昌硕 依样图 局部
不仅在海上画坛,远在千里之遥的岭南地区,亦可见其受周闲画风影响的痕迹。现存的一件广东晚清花鸟画家居廉(一八二八——一九〇四)的《四时花卉蔬果图》卷,其题识曰:“子驹先生携范湖居士《杂花卷》属临,予应为之,难如其愿耳,壬午冬隔山樵子居廉”,该画就是对周闲画作的临写。值得一提的是,被临的周闲原画现藏于天津博物馆,两相比照,就可见居氏画风的渊源。居廉早年师承“常州画派”的恽寿平、宋光宝、孟丽堂,而周闲等海上花鸟画家的画风亦可追溯至恽氏一派。周、居二人,其艺术的源流是一致的。居氏对周氏绘画的临摹,亦可视作是居氏对恽氏余绪的心仪与认同。
清 周闲 村居秋爽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与周氏同为乡友且同时流寓沪上的张鸣珂(一八二八——一九〇八)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称周闲“所作花卉,气味深厚,而笔又挺秀,白阳、复堂合为一手,同时无与敌也”,张、周二人过从甚密,周氏曾为其作荷花一帧,张氏撰文为其褒扬,认为其画兼具陈道复、李鱓之长,“无与敌”,固然有友朋间的互相揄扬与推许,但就其画风而论,则并非完全是过誉之词,从上述葫芦画,就可见其一斑。
虚谷 松鼠花果图 荣宝斋藏
周氏不仅以花卉驰誉画苑,其诗文亦未遑多让。笔者曾读其《范湖草堂遗稿》六卷,有文一卷,诗一卷,词三卷,诗词曲合一卷。文风平实,恬淡冲和,所写《范湖草堂杂识自序》《钱江龙见图记》《三山纪游图记》等大抵不离此道;而诗则针砭时弊,不乏的论,如《题画》诗云:“论诗论画论乌纱,显贵方称大法家。迟我十年为宰相,千金片纸不须夸”,对彼时画以人贵的现象颇有微词。这样的时代在过去百余年后,似乎并未得以改观。试看当下因头衔而画价、身价倍增者,并不输于周闲时代。从这一点来看,周闲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洞若观火却又无可奈何。在鞭挞之外,其诗亦有独抒胸臆之作,如《菊花》诗云:“随意秋风写一枝,生平作画本无师。此中不做遮羞态,全是天机流露时”,言其绘画无师自通,天机奔放,在葫芦画中,确乎可见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