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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1878—1926），名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浙江归安人（今属湖州市）。自幼嗜画，兼工书法、篆刻及古文辞，曾留学英国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归国后任上海会审公廨襄谳委员。曾奉法部命充任美国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民国以后，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曾参与筹设古物陈列所。1920 年，与周肇祥等人筹办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并筹设中日绘画联合画展。1926 年，金城去世，其子金开藩与金城弟子多人继承遗志，于同年冬成立湖社画会，创办《湖社月刊》，刊载了金城遗作《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等多种。
金城是清末民初享誉京城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和鉴赏家，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的早期创立者。他世居浙江归安，自幼聪颖，嗜丹青，书画、金石、篆刻无一不精。且据时人记，金城作画无师承，幼时常借古人卷册临摹，颇有乱真之能，所作深得古人旨趣。
谈到金城的艺术成就自然离不开其早年家庭的影响。金城的祖父金桐经商致富，据樊恭煦撰《皇清诰封奉直大夫中书科中书加四级国学生竹庭金公暨元配冯宜人墓志铭》中记:“公讳桐，湖州归安人……少好读书，家贫不能具修脯，遂弃而学贾。客游沪渎，值中外通商，番舶云集，公谙习各国语言文字，经纪有方，要以诚信为洋商所钦服，又智足以扩其业，广取而节用，薄己而厚人，所获赀财壹以济物为务。”
为陈师曾《北京风俗图》题"风采宣南"
金城之父金焘早年应举业，官至中书科中书。据陈宝琛撰《清授奉直大夫晋封通奉大夫大理院推事加五级中书科中书金君墓志铭》中记:“君金氏，讳焘，字辰三，号沁园，浙江归安人……幼秉庭训，劬学强识，窥涉宏博。年十六，补郡学生。逾冠，出就缙云训导。满岁，至京师。光绪七年，为中书科中书。是时海内无事，士大夫尚文采，多所鉴拔，君声誉藉甚，旋以亲老乞归不出……君灼于时变，知举子业不足为，则尽遣子女游学欧美。学成，挈之为环瀛之游。夙览海国译书而絜其政俗术艺，至是悉证之于所见……故诸子中惟绍城应大理之辟，书画篆刻王公争引重……”
通过以上二则史料可知，金城之祖金桐为商贾，但重视文教，曾周游于东南诸省，视野较寻常商人宽阔。其子金焘并未继承父业，而是走科举正途，他擅书画，富收藏3 ，且其人亦不迂腐，当金焘感于国事蜩螗，“知举子业不足为，则尽遣子女游学欧美” ，可见他眼界不凡，也正是基于此，金城留学于海外，成为早期留学欧洲的士子，为他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篆书七言联
留学英国期间，金城课余坚持作画，并流连于美术院及博物馆。毕业归国途中，他还曾赴美国、法国考察法制及美术，饱览了两地的山川古迹，视野大开。归国后金城从政，曾任上海会审公廨襄谳委员。据唐文治记，金城在京城艺界展露头角于“官京曹时，退食之暇与王公亲贵名流硕彦研求书画、琢刻、考古、词章之学，闻望日隆。所著有若《藕庐香草》，有若《北堂说画》。藉然有‘北金南顾’之称。宣统时，藉御赐以‘模山范水’匾额、‘受天百录’春条，以绘事而邀殊荣，洵异数也” 。故此可知金城于清末即因工绘事名重京城，他还因此得到过逊帝溥仪的褒奖和赏赐。
目前关于金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绘画和交游上，专门谈及其书法篆刻者不多。据笔者统计，目前略全面谈及金城书法篆刻的论文有林拯民撰《金城的绘画篆刻艺术》 ，郑汉印、孙晓涛撰《清末“法学博士”金城及其书画篆刻艺术》 。学术专著中提及金城书法篆刻的有马国权著《近代印人传》 、孙洵著《民国篆刻艺术》 、王北岳著《印林见闻录》等。
客观来讲，金城的书法和篆刻功力极深，尤其是他的篆刻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复古面貌。笔者曾见《金拱北印存》钤印本，内页钤有“吴兴金坊珍藏印”，无题跋。金坊即金绍坊（金西崖11），金城胞弟，现代刻竹名家。据笔者推断《金拱北印存》很有可能为金城赠予其弟，其中收录有金城篆刻自用印及其为溥仪、梁鼎芬、曾科进、张弧、刘棣蔚、张煜保、严琥、张伯英、陈缘督、陈宝琛、袁思古、朱益藩、屈映光、陈道源、贯一等刻印二十九方，其中部分附有边款。边款附纪年者均为戊午年（1918），从收录的印章来看，受印者许多均于民初寓居京城，亦包括逊帝溥仪和诸多遗老遗民。目前可确知的金城为溥仪治印有四方（“无逸斋”“宣统御笔”两方、“用笔在心”），其中三方边款均为“臣金绍城恭刊”（“宣统御笔”朱文印边款:“臣金绍城敬篆”）。另据金城之甥袁荣法撰《金北楼先生家传》中追忆:“（金城）先生素工书，善治印，尤擅六法，顾未尝有所师承，而无往不契于古。宣统初，尝被旨治宝玺，并进所为画，大荷褒饰，非常遇也。”笔者认为此四印很可能即为袁氏提及的“尝被旨治宝玺”之“宝玺”，可见金城篆刻在京城艺坛的影响。
笔者结合所见及诸多研究的成果，总结金城篆刻:他最初受乡贤影响，从“西泠八家”入手，曾参考皖派篆刻及汉官印、私印，进而取法赵之谦，进京后广泛涉猎古代玺印。而据前文袁荣法记，金城“顾未尝有所师承”来看，金氏在篆刻上很可能未专门拜过老师，属无师自通，但亦不排除他曾转益多师。
笔者在翻阅金城篆刻资料时还发现，存世有限的金氏篆刻中附边款者很多均记“仿”某家或某种风格，这亦契合了陈师曾评金氏篆刻“纵横各家、无所不可”的说法，且金城在书法、绘画、诗词上“仿”的痕迹也十分明显，如正面理解即为“师古”，全面学习古人。金城篆刻仿的范围很广，林拯民撰《金城的绘画篆刻艺术》中提到的“治印取法广泛而风格多样，有仿三代文字、仿秦印、仿汉印、仿松雪翁法、仿完白山人法等多种，其中尤以仿汉印居多。仿汉印有:仿汉官印、仿汉封泥、仿汉碑额、仿汉铸印、仿汉洗文、仿汉蛮夷印等多种，取法汉印，用功最深”，亦是一佐证。
题《临赵子昂饮马图》
金城治印重“仿”，他除尝试师法“西泠八家”印风、“皖派”印风、“赵之谦印风”“汉印”外，基本上囊括了金城当时能见的众多印学资料。他积极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着更为广泛的“印外求印”，但其并未借鉴于清至民国时期涌现出的各大新篆刻流派，因此金氏篆刻以“仿”来实现“复古”，最终形成了一种纯粹的复古印风。据陈师曾记金城寓居京城后逐渐忙于绘事，治印量下降，他对篆刻的理解亦停留于“师古”的层面，这也正契合了王北岳先生曾提出的金城“篆刻为其余事”的说法。故此来看，金城不以印人自居，对于篆刻的重视显然不及其绘画。
题《陶陶女士花卉精册》
金城的书法与篆刻似乎联系不大。从整体来看，他的篆书较为常见，脉络十分清晰，师法应从皖派邓石如、吴让之入手，后习《石鼓文》；其行书、草书标榜“二王”；隶书取法《礼器碑》。笔者目前所见其篆书作品有篆书七言联、题《陶陶女士花卉精册》、为陈师曾《北京风俗图》题“风采宣南”、篆书题《临赵子昂饮马图》等。金城篆书七言联“永日小舟来水城，一天微雨湿画尖”，创作时间约为1909 年，此联有很强的《石鼓文》意味，用笔刚劲挺拔，布局舒朗自然，上联之“城”字径取金文，整体大小篆混合。金城题《陶陶女士花卉精册》，载于《湖社月刊》，落款为“宣统庚戌十一月过巴黎时题，兄绍城”。“陶陶”为金城胞妹金章。此作能明显看出金城标榜皖派篆书，其中一些细微的变化似缶老，整体创作属小篆范畴。金城为陈师曾《北京风俗图》篆书题“风采宣南”，创作年代在1915 年左右，此作则是追摹吴让之篆书，整体痩劲，字势长方，提按变化巧妙。“风”字带有强烈的皖派篆书风格，“采”字将“爪”埋于“木”部之内，匠心独具。“宣”字篆法也很有特点，但并未遵从说文，而邓石如亦有此种篆法，邓很可能取自大篆。金城《临赵子昂饮马图》题字创作于1916 年，为小字篆书，此时金城38 岁，风格与清人常见篆书题跋近似，亦源出皖派，书写得随意自然。故此，金城篆书起始于邓、吴，止步于《石鼓文》，对吴昌硕书法有所借鉴，篆书创作不逾小篆范畴。此外，笔者未曾见金氏追摹赵之谦篆书及金文大篆的作品。因此，金城篆刻的发展受其篆书的制约，很难在治印中体现出“笔意”和“金石味”，未能践行“书从印入”“印从书处”的创作理念。
1926 年，金城逝世，时年未足五十岁。对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来说，是极为可惜的，加之金城在艺坛的特殊地位，故而他的书法和篆刻更加值得研究。金城的书法篆刻如同其绘画诗词一样，擅长临仿，秉承着传统的“复古”思路，这与一些金石书法篆刻家的创作思路相近，他以摹古为能事，以入古为追求，保持着一种纯粹的古风，这种审美深度契合了传统士人群体的需要，同时金城的作品也是初学者较佳的临摹范本，因此其书法篆刻即使在今日看来也是有着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