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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278
朱高炽（明仁宗）
行书《勅谕》
手卷水墨纸本
敕谕 27×15 cm.约0.4平尺
信封 25×10.5 cm.约0.2平尺
题识:敕吏部御弋谦升大理右少卿。□谦仍复大理卿。文臣未有加赠者却与加赠。故敕。十一月四日。
钤印:勤民之玺
说明:
（一）明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明代第四位皇帝，太祖朱元璋之孙，成祖永乐皇帝朱棣长子。由于仁爱、儒雅，朱高炽深得文臣们的拥戴。《明史》评论他:“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他的执政，开启了明代历史“仁宣之治”，明朝进入稳定、强盛的时期。
（二）据《明实录·仁宗实录》卷四“召前峡山县知县弋谦为大理寺右少卿。谦初为监察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剀切，上心识之，故有是命。复大理寺右少卿虞谦为本寺卿。”与本《敕谕》相校，《敕谕》首行所失文字，“□谦仍复大理卿”，或应为虞谦。
本《敕谕》大致涉及三个内容:
1. 升弋谦为大理寺右少卿。弋谦，山西代州人，永乐九年（1411）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副都御使等职。后因事获罪被免除官职遣送回乡。明仁宗做太子时，一向知道弋谦是骨鲠之士。等到继位，他马上征召其任大理寺右少卿。
2. 大理寺右少卿（虞）谦为本寺卿。虞谦，字伯益，江苏金坛人。永乐初，被召为大理寺少卿，又任右副都御史。明仁宗甫上台，令虞谦改任大理寺卿，又因廷臣告状将其降为右少卿。后来明仁宗听从杨士奇的劝告，将虞谦复职为大理寺正卿。
3.文臣未有加赠者，却与加赠。明仁宗当政之后，在政治运行体制方面，采用的是“隆升内阁、重用文臣”的方针。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到洪熙元年正月，明仁宗一直在对他看重的内阁文臣加官进爵。此处他再次强调“文臣未有加赠者，却与加赠”。通过这些提擢，永乐年间形成的内阁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文臣在国家政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建立文官制政府的中坚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由明仁宗肇始的内阁制与文官制的改革，引导了明初的政治体制从文武并重转向重文轻武，对明代中后期政治影响巨大。
信封
明仁宗《行书敕谕页》卷研究
本卷主体为明仁宗御笔《行书敕谕页》一通，卷上另嵌有此通敕谕的封套。明仁宗朱高炽（1378-1425年）在永乐初被确立为皇太子后，二十多年的监国经历，令他的政治经验极为丰富，对天下百姓疾苦和朝政的得失利弊有了更为切身的感受。虽然其在位时间不足十个月，但明仁宗在明初政治发展格局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下文将通过对此卷的研究来侧面剖析明仁宗的治国思路以及取得的实效，畅想洪熙一朝开始出现的“太平治世”的景象。
《行书敕谕页》中三件史实
（以《明仁宗实录》为准）
1、弋谦升大理右少卿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明仁宗“召前峡山县知县弋谦为大理寺右少卿。谦初为监察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剀切。上心识之，故有是命”。（《明仁宗实录》卷四上）
弋谦，山西代州人，永乐九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出京巡察江西，上奏言事违逆了皇帝的旨意，被贬为峡山知县。又因事获罪被免除官职遣送回乡。仁宗做太子时，一向知道弋谦是骨鲠之士。等到继位，仁宗征召其任大理寺右少卿。
2、（虞）谦仍復大理卿
虞谦，字伯益，金坛（今属江苏）人。洪武年间，由国子监生升为刑部郎中，出任杭州知府。永乐初，被召为大理寺少卿，后又任右副都御史。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明仁宗“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谦为大理寺卿”。（《明仁宗实录》卷一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明仁宗“升大理寺左评事杨时习为本寺卿，右少卿李谦为左少卿，降本寺卿虞谦为右少卿，以锦衣卫镇抚司言其过失也”。（《明仁宗实录》卷三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明仁宗“復大理寺右少卿虞谦为本寺卿”。（《明仁宗实录》卷四上）
明仁宗时，虞谦禀奏事情，廷臣中有人说这件事应该在皇帝的榻前秘密的领取旨意，不应该在上朝的时候禀告，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又有人说他的属官杨时习已经事先开导他应该秘密上奏，而他不听从，于是明仁宗就把虞谦降为大理寺少卿，而把杨时习升为正卿。
这件事以后，大学士杨士奇奏明皇上，说外面的人都说杨时习实际上没有在事先说过开导的话，杨时习和我都是江西人，他也亲自对我说根本没有说过那些话，现在不适当的占据正卿这个职位，心中羞愧害怕、惶惶不安。杨士奇又说虞谦服侍过三位皇帝，是非常具有大臣风范的人，况且他现在犯的只不过是小错误。
明仁宗说:“我也对这件事很后悔。”于是就询问杨时习这个人怎么样，杨士奇回答说:“他虽然出身小吏，但熟悉法律，公正廉洁。”皇帝很高兴，于是将虞谦复职为大理寺正卿，又授予杨时习为交阯按察使。杨士奇据这件事称颂明仁宗“敏于改过”。
3、文臣未有加赠者，却与加赠
明仁宗当政之后，在政治运行体制方面，采用的是“隆升内阁、重用文臣”的方针。内阁制正式开启于永乐时代，不过那时的内阁充其量只能说是皇帝的最高幕僚团和参议机构。其主要职责为为“参预机务”，就是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内阁阁臣品秩不高，不超过五品。
而从明仁宗开始，他通常是先任命某个阁臣或将要入阁的大臣为某部尚书或侍郎，再冠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这样，阁臣的品秩或言行政级别和权力就大大提高了。
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提高内阁官员的政治地位，明仁宗恢复了建文、永乐时期罢废的公孤官，为他们参与政务决策铺平道路。
三公三孤，简称公孤。《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云:“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明朝公孤作为辅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官职，仅见于洪武、洪熙、宣德三朝。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置太师太傅太保阶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阶从一品。上谕吏部尚书蹇义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圣明天纵，可不置此官。予历事未广，不无望于傅保。卿等免之。’遂命义为少保，仍兼吏部尚书，二俸俱给”。（《明仁宗实录》卷一下）
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到洪熙元年正月，明仁宗一直在对他看重的内阁文臣加官进爵。八月除了蹇义进少保外，“加英国公张辅太师二俸俱给，升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俱仍兼前职，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大学士，前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仁宗实录》卷一下）
九月，“进少保兼吏部尚书蹇义为少傅，礼部左侍郎兼华盖大学士杨士奇为少保，俱兼职如故，太常寺卿兼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学士杨荣为太子少傅置谨身殿大学士，命兼之，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学士金幼孜为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明仁宗实录》卷二下）
十月，“加安远侯柳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阳武侯薛禄俱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太常寺卿吕震为太子少师，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太子少傅，兵部尚书李庆为太子少保，震、原吉、庆皆尚书如故，户部尚书郭资兼太子宾，刑部尚书吴中、工部尚书黄福俱兼詹事府詹事，太仆寺卿郭敦为户部左侍郎及吏部左侍郎俱兼少詹事”。（《明仁宗实录》卷三上）
十一月，“进少傅兼吏部尚书蹇义为少师，少保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俱兼职如，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少保仍兼原二职，太子少师礼部尚书吕震为太子太保仍兼礼部尚书，太子宾客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为太子少保仍兼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吴中为太子少保兼工部尚书，俱给二俸，赐原吉绳愆纠缪图书，谕勉之如蹇义等。升锦衣卫镇抚，曹宾、任启俱为本卫指挥佥事，仍理镇抚司事”。（《明仁宗实录》卷四下）
也正是通过这些行动，永乐年间形成的内阁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明仁宗经常召见内阁文臣举行会议，集体商讨国家政务，内阁不再是咨询机构，而是充当了中枢辅政机构的功能。文臣在国家政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建立文官制政府的中坚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由明仁宗肇始的内阁制与文官制的改革，引导了明初的政治体制从文武并重转向重文轻武，对明代中后期政治影响巨大。
何为“敕谕”
皇帝文书的起草一般都是由专门的人员来完成，如翰林院、内阁等。但明代皇帝也亲自书写文书，这些文书一般统称为“皇帝亲笔”。又根据其使用的文书种类，分为“手诏”、“手谕”、“手札”、“手敕”、“御批”、“御笔帖子”等。他们的作用都是在传达旨意，或与大臣进行交流时撰写的，也是最能表达皇帝真实意图的文书。
其中“手谕”、“手札”、“手敕”多系作出指示、批复或奖励、激励时使用，一般是由皇帝亲自撰写后直接流传到相关的臣下手中。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尊崇，一般尊称这些文书为“圣谕”、“敕谕”、“御札”等。
如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明仁宗“御札付礼部尚书吕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此系明仁宗对赦免前朝犯人以“御札”形式直接作出的指示。
同月，“翰林学士杨溥密疏言事，上嘉纳之，御札奖谕曰:‘览卿所奏，为国家之计，诚合朕心。但望卿始终如一，知无不言，相朕相合，以承天休’”。为了表彰杨溥，还特意给予赏赐。此处“御札”的用途是鼓励大臣对自己秘密进言，而明仁宗本人也亲笔回应。
此《行书敕谕页》的接受者是吏部尚书蹇义，因为文书中涉及弋谦、虞谦的升迁以及文臣的加赠，都是有关官员的调度与封赏事宜，属于吏部管辖的范畴。这是明代皇帝与大臣之间秘密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皇帝以手谕、手札、手敕等文书秘密的向大臣作出指示或安排，其特点是不经过正常的文书流传渠道，皇帝亲书敕谕，缄封后直达收文者拆封阅看，任何人不得与闻。黄佐《翰林记》记:明仁宗“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
而皇帝亲笔撰写的文书，不像大臣代拟的诏书、诰命等那样格式规范标准、文辞华丽，往往在格式和书写上比较随意，不拘一格。其以实用为主，直陈事由，意尽而止，不受束缚。这种不拘泥于程序的亲笔文书，是皇帝与亲近的大臣之间一种自然、率性的交流，皇帝也以这种不拘的形式，流露出对大臣的亲近和信任。
《行书敕谕页》所用材质
1、目前存世的明仁宗书法有:故宫博物院藏《明代三帝杂书册》七开，其中四开为明仁宗行书墨迹；故宫博物院另有两开明仁宗《行书敕谕页》，原属于《明太祖仁宗宣宗三帝书》一卷，《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明代三帝杂书册》中之四开明仁宗
1、将此《行书敕谕页》与故宫所藏明仁宗敕谕（《明代三帝杂书册》中一开、《明太祖仁宗宣宗三帝书》之两开）相比较，材质均为黄色粉笺，暗刻花纹兰石荆棘亦不差毫厘，应属当时的宫廷御用笺纸。
左图为本件作品，右图两件为故宫博物院所藏《行书敕谕》，书风极为相似，署款“月”字“日”字写法尤为相近。
《行书敕谕页》及封套上的二方花押印
1、明代皇帝刻治押印之风盛行。朱象贤《印典》卷三记道:“文皇帝赐仁庙玉押曰‘人主中正’。仁庙即位，时宣庙方皇太孙，復举以授之，命印识章奏”，即朱棣赐明仁宗花押印，明仁宗又传给明宣宗，并且堂而皇之的用在奏章上。
2、《行书敕谕页》左下角有一花押印，封套上有同一方花押的半印。万历年间，顾起元曾见过明仁宗赐蒋用文御笔手札册。蒋氏在永乐中官太医院判侍，明仁宗时为东宫皇太子，尝出手札示病症取药。他在书中记录他见到的仁宗御笔，“前书，后有年月，用朱笔押，押字形为”。这与《行书敕谕页》上钤盖的花押，线条走势大致相同，考虑到刻本印刷无法准确的复原图案繁杂的花押，极有可能这方花押就是明仁宗御用花押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