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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玺印谱，无过于《十钟山房印举》者，清季收藏，也没几个人能超得过陈介祺。
■Lot 4062
（清）陈介祺辑 《十钟山房印举》
一百九十一册全
12×13.5 cm×191
成交价:RMB 3,220,000
《十钟山房印举》是陈介祺所辑印谱中最为知名的一种，它不仅开启了藏印家拓古玺印谱的先河，开创了古玺印谱新的编辑体例，还是陈介祺一生中耗费功力与时间最多的巨著，代表了陈氏在古玺印收藏方面的巅峰成就。
嘉德书店今天为您带来的这套新书，就是雅昌二玄与山东人民出版社携手出版的《十钟山房印举》。这套191册“癸未本”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历时2年时间终于出版，与天下同好相见，裸背精装，编号发行1500套。
“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万印之楼”曾是簠斋先生的梦，美梦成真，有了《十钟山房印举》这部书，编集古印逾万数成就一部印谱，可称奇迹。
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
让“万印楼”名至实归，是陈介祺的暮年壮志。而映照了这份壮志的，就是《十钟山房印举》这部旷世巨作。
■《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资料图
陈介祺，号簠斋，清末最负盛名的金石学家之一。《清史稿》称其“所藏钟鼎彝器为近代之冠”。《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赞誉他为:“清代金石学家中收藏最富的一位”。清末以来的金石学者，对其鉴藏成就无不叹服。
人生有浮沉，陈介祺晚年从钟情碑石钟鼎转而醉心秦汉古玺，与他的生活境遇颇有关联。
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是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曾以翰林入直上书房，后为上书房总师傅，历官工、兵、礼、吏四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陈介祺早年随父进京，对金石、文字的收藏与考订之好，就形成于此时。他三十三岁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道光年间，其父陈官俊屡受夺俸处罚。咸丰三年，朝廷又强令陈介祺代父认捐银钱四万两以解户部财政之困。陈介祺经此种种遭际，深知宦途峻险，次年即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而返归故里，不再复出。
■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印楼”
致仕后的陈介祺在他“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联句的题记中自谓“余归来不能治钟鼎”。受客观条件所限，不能继续研究钟鼎之学的陈介祺，将玺印与陶文的收藏与考释研究工作，当成了此后所要倾力投入的事业。
陈介祺仿照吾衍《三十五举》的体例，将所藏古玺印分类编次，定书名为《十钟山房印举》。
在陈介祺撰写的《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印举》编辑的整体策划，其中包括了用纸、版式、印泥、钤印、用墨、刻工、装帧等相关方面的具体说明，此外，陈介祺还对《十钟山房印举》的编辑体例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划，将全谱编定为三十举。
■陈进（陈介祺七世嫡长孙）藏，张暄手抄本《十钟山房印举事记》
他在《印举序》中这样写道:“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传。”
一般认为，《十钟山房印举》有“壬申”“癸未”两个版本，其中卷首有陈介祺自题“同治壬申海滨病史六十岁作”的，习称“壬申本”，有50册、64册、72册及81册本之别。
“壬申本”钤定之后，陈介祺又厘定规模、举类、序次，并继续增订，形成了我们此次出版的底本——191册“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
■“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
一般，“癸未本”全秩收录古玺印10284方（本次出版的《十钟山房印举》多出101方，专家依据资料又增补8方，共计10393方），所有断代、举类工作皆已完成，与《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从资料汇辑和作出分类编订而言，这是陈介祺生前已经形成的一个最为完备的足本系统之一” 。他“汇聚万印，为古人传”的梦想也在此本之中实现。
《十钟山房印举》所录，皆为三代古玺和秦、汉、晋官私印章，而六朝以后印章则一概不收，这是陈介祺“宗法秦汉”的印学观念所致。而此种观念在印学界实则由来已久。
印学的复古思想萌芽于宋、元，倡导于明，完备于清，经历了一个探讨不断深入、内涵不断丰满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宋、元之际，“印宗秦汉”尚无清晰的阐述。但是，“尚古”“崇汉”的审美观却已经出现。
南宋王厚之在其《汉晋印章图谱》中云:“右计七十三印皆于古印册内选出，经前贤考辩有来历者收入，可见古人官印制度之式，又可见汉人篆法敦古可为模范，识者自有精鉴。”
同时代的陈槱在赞叹他人篆刻精妙之时亦有:“大中尤喜为摹印，甚得秦汉章玺气象。”
由于时代所限，元明印人始终认为“三代无印”，古法只存于汉。元代赵孟頫首倡“印宗汉魏”，同时期的吾衍在《三十五举》中也极力推崇汉印古法。他们将印学的复古思想牢牢锚定在了汉代。吾衍就曾在《三十五举》中断言:“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沈野在他的著作《印谈》当中提出:“印章兴废，绝类于诗。秦以前无论矣，盖莫盛于汉、晋。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我朝至文国博，始取汉、晋古章步趋之。”此时“印宗汉晋”的提出，为“印宗秦汉”的出现做出了充足的准备。
明及清早期印人多将“古玺”误会为“秦印”，又将“汉印”的范围拓展，把秦、曹魏、两晋而至南北朝的印章统统归其统辖。清人董洵在《多野斋印说》中即云:“古印中有秦，有汉，有魏、晋、六朝，近人皆以汉印称之，误矣。”由此可见以汉印之名统辖诸代印章的谬误在乾隆年间便不乏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指正。而对秦汉印的正确认识与科学界定，则要到咸、同之际了。周铭在《赖古堂印谱·小引》中云:“论书法必宗钟、王，论印法必宗秦、汉。学书者不宗钟、王，非佻则野；学印者不宗秦、汉，非俗则诬。”由此可见，时人已将秦、汉印章比作钟、王，视其为学印的必经之路。
在“印宗秦汉”观念的影响下，“集古印谱”应运而生。
罗福颐先生在《古玺印概论》中写道:“集各家藏印为一谱，实始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簠斋）将潘毅堂看篆楼，何昆玉吉金斋、叶志诜平安馆、李璋煜爱吾鼎斋等数家藏印，合以簠斋旧有，拓为《十钟山房印举》，故此谱收集之富为一时之冠。”
由此，无论从编集规模、编辑思路或是成书时间上来看，《十钟山房印举》都无疑堪称印学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而它只录三代、秦、汉、晋官私印章的原则也让其牢牢占据了印学传统组系当中最为正统的那一条主脉。
陈介祺在编订《十钟山房印举》的同时，一直在着手准备书中所录印章的考释工作。他在《十钟山房印举事记》中明言“考释包括: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而以上一切工作的基础，就是这一万余方印章释文的考订与撰写。可惜直至簠斋故去，印举的考释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此次出版，为继承簠斋的遗志，将其未竟之功推进寸许，我们决定为《十钟山房印举》编注释文。
在簠斋先生六世孙陈继揆先生遗稿的基础上，《十钟山房印举》的释文工作历时一年半，由万印楼印社的五位同仁负责，坚持了严谨细致、学术至上的原则，在依据传统资料的同时，广泛参考了近年来的学术成果，首次将191册“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全部释出，并以附册的形式编辑发行。
并且，本次出版《十钟山房印举》，我们邀请了上海的孙慰祖先生和香港的林章松先生为本书赐序，二位印学耆宿在文章中对《十钟山房印举》做了非常系统且详尽的研究和考据，是继往开来、嘉惠学林之举。
民国以来，《十钟山房印举》曾数度出版，均以民国十一年（1922）涵芬楼石印版为底本。
时经百年，读者对于印谱的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我们策划、编辑了这一套以原印谱为底本的“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从原始数据采集到最终印刷都严格遵守原色、原大、原韵的制书守则。
雅昌用最先进的图像采集系统，逐页采集了191册“癸未本”《十钟山房印举》的所有超高清原始数据，1亿像素的图片，用“纤毫毕现”来形容都略显苍白。
在书籍编辑过程中，我们输出了数百斤的稿件、彩样、蓝纸和相关参考资料，它们曾堆满了编辑部的大小办公桌。10393方印章，每一方印章的纸张纹路是否清晰完整、颜色是否高度还原、版面是否和谐统一，都要多人审阅数次方能最终定稿，纤细如发丝般的微调数不胜数。编辑们一度怀疑这种程度的调整，读者是否能够察觉，最后我们还是相信，由内而外的优异品质，一定是靠着那些不被人所见之处的努力所成就的。
我们多次实机测试印刷纸张及印刷效果，并据实际情况修改书籍设计方案，完善装帧工艺。色彩还原的质感、翻阅时的触感以及耐用性和柔韧性都是我们权衡一款纸张是否堪用的要点，书籍装帧形式是否雅致，是否便于翻阅，是否经久耐用，是我们在测试做样的过程之中，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
最后在书籍印刷时，由雅昌艺术印刷最有经验的印刷经理亲自掌机，并由编辑同事全程跟机。近300版次的印刷，平均每版反复追色3次以上。可以说，在艺术印刷领域，这样的操作流程，几乎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标准。
极尽精微、吹毛求疵，是想呈上一部尽善尽美的印学宝典。不负读者，不负印学、不负前贤，也不负自。
从欣赏学习的角度而言，本次出版的《十钟山房印举》首次全景高清展示了先秦及秦、汉、魏、晋的官私印章。
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说:“取法乎上，犹虑得中；取法乎中，犹虑得下，如之何取法乎下也。”这里的所谓“上”，即是“汉印”。他从篆刻艺术方面，将前人“印宗秦汉”的美学理论衍导到学印的取法问题上来。《十钟山房印举》所收录的一万余方印章，其实都在徐上达所谓“汉印”的衍生范围内，那么对于初涉篆刻的爱好者而言，如此海量的信息，意味着什么呢？试举二例，权作抛砖引玉之说。其一，我们在篆刻取法的过程中，多以秦汉官印的临习为主。在常规的学习与训练之中，经常能够见到一部印谱之中录入多方相同印文的印章，例如“军司马印”“假司马印”“军假司马”等等。编者精选，多为同印文之“最著名者”，它们通常风格迥异，各具情态，于学印者捕捉汉印不同风格颇有助益。
但《十钟山房印举》却不似如此，陈介祺四方搜罗，凡所收，皆列于谱中，所以出现了诸如54方“部曲将印”、39方“别部司马”并列编排的“奇观”。在这样的阵列之中，细察相同印文字法变化之能事，玩味细微之处的差别所导致的风格走向之变化，叹服汉印朴美之精深，学印之乐，不正在此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