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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们说了人们生活中以山川河流为代表的大环境，这次再来谈谈关于花草树木的小环境。

　　虽然我们的生活是在山川河流的怀抱中，但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人，在和平时期大多愿意生活在平原地带，依水而居。但如果离水过近，又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因此人们逐渐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地下水，最常见的办法——打井。

　　自此我们似乎与自然界渐行渐远。但植物似乎一直跟在我们的身边，古人出门踏青时候选择的茂林修竹，庭院中的花红柳绿，甚至在去世后的松柏长青，无不体现出人们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居住面积也在不断缩小，人们也开始将植物的尺寸缩小，移栽入盆中，比如:明代文人的奇松盆景、碗莲、菖蒲。甚至现在办公室中养殖的多肉植物，无不是人们对自然的一种渴望。

　　多肉植物

　　在对植物的培育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的观察和认识它们。记住它们的样貌，了解它们的习性，进而装点人们的生活。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茱萸绣就是这样的作品。它在棕黄菱纹罗地上，用深绛色、浅绛色、朱红色、黑褐色等绣线，以锁绣法绣出茱萸纹和卷草纹等花纹。茱萸纹成行成列排布在菱纹罗上的菱形中间，空隙里绣有卷草纹和云纹等。在两汉时，茱萸纹寓意去恶消灾，长生不老，植物被做成纹样，开始赋予了各种寓意。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茱萸绣

　　湖南省博物馆藏

　　两汉以后，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动荡的状态。佛教因宣扬来世，因此受到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推崇与供养。其绘画与雕塑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的典范，其中第九窟中多处装饰有卷草纹，极具代表性。学界普遍认为这种卷草纹饰，是从忍冬演变过来的。

　　忍冬，作为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木，对土壤和气候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得名。因其能越冬而不死，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上，比作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这类纹饰从结构来讲，多是以对称和二方连续的形式延展开来，出现在建筑和器物的边框处进行装饰，后来历经唐宋，甚至到了明清，在家具壸门上也有大量的运用。

　　北魏 云冈石窟第九窟

　　上面所说的两例都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植物，通过变形、加工、简化，变得抽象的图案化的纹样。但除此之外，也有以写生作为终极追求的，比如——宋代花鸟画。唐、五代时期，花鸟画在贵族阶层的推波助澜下，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所谓“黄筌富贵，徐熙野逸”的两大画派。从传世的《珍禽写生图》中就可以领略画中那份精致与细腻。至南宋时期，花鸟画已到了成熟的地步。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海棠蛱蝶图页》，人们会注意到风从画面左侧吹来，使花叶发生的卷转，这一瞬间，被画家准确的捕捉到。

　　南宋佚名《海棠蛱蝶图页》

　　故宫博物院藏

　　有了对植物生动的写照，又有美好的意义被赋予其上。在之后的工艺美术创作中，虽然植物不太作为主角出场，但还是被人们精细的去刻画。最典型的例子，是元末明初的雕漆器物上的花鸟纹。这时期的植物花卉的纹饰，也大量出现了植物花叶翻卷的场景，尤其是在明初，甚至会在中心位置勾画出整片的叶子背面，通过双钩法来表现叶纹背面的出筋，显得更加多姿多彩。而在人物故事题材里的树木则更多呈现出符号化的造型。

　　明早期 剔黑凤穿牡丹八棱盘

　　观复博物馆藏

　　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剔红漆器趋向于将漆层变厚，使得雕刻时能够展现出更多的层次。因此在纹饰上除了传统的花鸟题材的纹饰外，人物故事纹也具有了相当的比例，这其中以典故为多。虽然乾隆皇帝的审美情趣，和现代人们的认知差别较大，但大家还是偶尔会有点儿认同这位具有“农家乐审美”情怀的帝王。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喜好风雅的，对文人轶事更是喜爱有加。

　　其中元代“高士”倪瓒流传下来的趣事、轶事甚广。而这些轶事中最著名的要数“洗桐”了。明代文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云林遗事》中记载，倪瓒因有洁癖，因此在生活中处处注意，一次得知门边桐树树根处被人吐痰，就让仆人用水把桐树洗了又洗。由于反复擦洗，以致于后来树皮被洗烂，树木也因此枯死。而倪瓒本人也非常喜欢桐树，北京故宫博物馆所藏倪瓒绘《梧桐秀石图》就是最好的证明，后世人们更是将倪瓒的“洗桐”洁癖作为文人雅士洁身自好的象征。

　　元倪瓒 《梧桐秀石图》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画家崔子忠所绘《云林洗桐图》更是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同样，在他当政时期，还做过不止一首的《洗桐》御制诗，甚至还有关于以此为题材制作的和阗玉洗桐图、雕漆洗桐笔筒，乾隆也都为其作诗，也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对这个故事的喜爱。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剔红洗桐图梅花式盒其顶部所刻也正是这一题材，可以看出桐树造型无论树干、树叶都是高度写实，使整个故事显得更加传神。

　　清乾隆 剔红洗桐图梅花式盒

　　故宫博物院藏

　　此时，无论是我们桌子上的多肉，还是乾隆雕漆捧盒上的桐树，它们已经不再是本来的它们，而是我们心中的一种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