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克拍卖公司大陆总征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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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御制白玉交龙钮“信天主人”宝玺

　　12.9×12.9 cm. H 11 cm. 重3555克

　　RMB: 估价待询

　　备注:

　　1.伦敦苏富比，1997.12.02，Lot118

　　2.香港苏富比，2010.10.07，Lot2103，成交价:HKD121,620,000

　　印 面

　　印 文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

　　第六册 乾隆卷二 页一一八

　　此方宝玺为白玉质地，选材精到奢侈，色白温润，质地紧密。雕交龙钮，印面阳文篆书“信天主人”四字。其印钮雕刻十分精细，且体量巨大，印面达到12.9厘米见方，是乾隆帝所有“信天主人”宝玺中最大的一方，至为难得。于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宝物比堪，无论是质地、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时期的真品。如此巨大的宝玺，其钤用的作品当为大幅巨制，如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的《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中就钤有此宝。

　　对于清代的乾隆皇帝而言，乾隆二十四年（1759）可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十月，遥远的西北边陲传来捷报，经过五年的筹划和征伐，回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被平定。从此清朝政府对新疆地区实施有效统治，这是乾隆皇帝此后一直引以为傲的赫赫武功之一。也正因为这一事件，使乾隆皇帝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号“信天主人”。

　　据郭福祥研究员对乾隆皇帝“信天主人”名号的来龙去脉作《开惑论》是乾隆皇帝早年十分重要的一篇论说文章。文章中乾隆皇帝自己以“信天主人”的身份又对春秋硕儒和臻成大夫二人之言论进行折中评判，认为二人所论皆不足道。很明显，乾隆皇帝之所以自称“信天主人”，正是取“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之意，正如他自己所说:“建非常之功，以举非常之事。举非常之事，以籍非常之人。然亦有不籍非常之人，而举非常之事，终建非常之功者。则赖昊苍笃贶，神运斡旋，事若祸而移福，机似逆而转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犁准夷之庭，扫回部之穴，五年之间两勳并集。始迟疑犹未敢信，终劼劬以底有成。荷天之龙在兹，畏天之鉴益在兹。” 这也是乾隆帝对先祖敬天爱民思想躬行实践，五年间平定准部、回部，建非常之功，对昊苍佑国天恩助顺深怀感激的具体表达。这是乾隆皇帝“信天主人”名号的由来，也是他集中关注“信天主人”的第一个阶段。

　　“信天主人”是乾隆皇帝很喜欢的名号，制作相应的宝玺是很自然的事。与以上情况相对应，“信天主人”宝玺的制作也集中在这两个时段。一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作《开惑论》不久，二是乾隆五十年以后，为乾隆皇帝晚年阐扬其文治武功之作。

　　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于清军平定了新疆准葛尔和回部的动乱，在新疆地区行使统治权之后，中西交通得以保障，质地优良的新疆和阗美玉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宫廷，并带动了清朝玉器最发达的时期。清代玉雕用玉广泛、作工精巧、题材造形高雅简朴，加上“造办处·玉作”工匠全是精挑细选自各地的琢玉高手，使宫廷玉器的发展进入了鼎盛辉煌时期，宫廷所制玉器无一不精，加上乾隆皇帝是我国有史以来对玩玉、赏玉与拥有玉器最有兴趣的一位皇帝，本件“信天主人”宝玺便是在他的推动下，由良材美玉所制。

　　本件青白玉“信天主人”宝就制作于第二个时期。《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有两条材料记录了此宝的制作情况，从中可知此方青白玉信天主人玉宝的具体制作过程: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五月二十二日内廷将刻好钮的玉宝连同印文设计稿发交苏州织造刻字，苏州玉工刻好字后于同年九月十二日送回造办处，进呈乾隆帝御览，半个月后又将此玉宝交给造办处广木作配匣盛装，最终置于懋勤殿中使用，整个过程历时近五个月。

　　乾隆对此宝玺的制作有着特别的指示，于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档案中记载有“……上贴信天主人本文，传旨:发往苏州照本文加深刻做，钦此”。观此方宝玺的印文琢刻很深，十分工整，完全体现了乾隆帝的意志，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加之，乾隆一生仅刻有十方“信天主人”宝玺，此方为最大者，也是当今艺术市场中可交易的、曾为帝王使用过的最大体量者，意义非凡，至为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