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谦善拍卖征集宋官窑瓷器 

　　｛杭州谦善｝

　　免费送拍免费交易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肇始——中国最早的瓷器便是商周时代的原始青瓷。原始青瓷仿铜礼器的造型表明，它们一经出现便地位显赫。“南青北白”的名声渗透于教科书中，有时会让人误把唐代当作青瓷登峰造极的时代。实际上历经千年发展至唐代，青瓷虽早已在南方地区广泛生产，再无当初“青涩”模样，但距离至善仍有一步之遥。

　　不可否认，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曾烜赫一时。印度洋沿海地区的广泛出土，显示了当年越窑青瓷畅销海内外的风采，而法门寺地宫、吴越钱氏墓葬出土的秘色越器，则昭示了皇家对其品质的认可。陆羽所言“如冰似玉”的越器，所指正是秘色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比德以玉。秘色瓷在视觉触觉所达到的温润质感，配以特殊的文化象喻，令它为世所珍。然而囿于生产能力，秘色瓷终究是万中无一的稀罕物件。不过，它的出现却为宋代青瓷的生产树立了标杆与典范。

　　越窑入宋生产渐颓，不过越瓷引领的青瓷之美则于南北各有传承。南方龙泉窑初绽头角，于北宋时虽尚未能在越器基础之上自成风格，但其中一些淡青釉器，已颇具神采。北方黄堡-耀州窑一系对越窑的仿效更引人瞩目。五代时期陕西黄堡窑窑工或为秘色之风所折服，釉色直追秘色越器，而在满釉工艺方面又有所推进，底部所露支垫痕迹，较秘色越器更小，为汝瓷“芝麻钉”支烧痕之先声。至入北宋，耀州窑别开生面，不仅釉色为之一变，宛如莹澈碧泉，更采用刻划花工艺装饰器身，并表现出极高的水准。南方青瓷原以釉色取胜，少有刻划印装饰，装饰渐多，则生产渐衰，似是宿命。北方青瓷由刻划花而获得了自己的风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北宋两京之间的众多地区，基于对耀州窑的模仿，在北宋中晚期也开始了青瓷创新。如河南临汝窑，所产耀州窑风格器物几乎可以乱真。汝窑、钧窑正是在这一青瓷生产潮流中涌现出的两朵奇葩。

　　通过考古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用于贡御的汝瓷核心烧造区位于今天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实际上，如上所述，烧造类似产品的窑址并非仅有宝丰清凉寺一处。河南地区青瓷生产的大环境孕育了汝窑，而皇室“命汝州造青窑器”，也使得汝瓷成为了周边窑场后来争相模仿的对象，进一步促进了河南地区青瓷的发展与嬗变。展览中所展示的汝州东沟窑的一件金代青瓷洗，正是这一背景之下的产物。展览中的这件瓷器使用了裹足支烧的工艺来保证瓷器满釉，表明其工艺传承正来自于汝窑。其釉色青绿透亮，与典型的天青汝瓷略有不同，但实际上，若熟悉河南窑场产品则可知道，就算是在清凉寺窑址亦可见此类产品。青瓷生产中，窑炉烧成气氛稍有不同，便可造成青绿色的千变万化。而钧窑生产，或许正是在模仿汝窑的过程中，在窑炉控制与原料选择的偶然性中所获得的“意外惊喜”。

　　成熟汝瓷出现未久，金兵铁骑南下，徽宗皇帝的文艺绮梦就此破碎。深山中的窑场也不免受到连年战乱、国破家亡的影响。宋瓷技术的传承在时代变局面前支离破碎，却也不值一提。然则汝瓷登峰造极之美，既让南下流亡朝廷流连难舍，也让北来的女真新贵眼热。于是战事一歇，汝瓷残脉在南北便各有传承，北方有钧窑、张公巷窑等一干青瓷窑场，继续以汝瓷烧制的标准探索新瓷；流落南方的汝瓷窑工，则在南宋官窑的创烧和龙泉窑的发展嬗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宋朝廷仓皇方南逃，未携礼器，于是每年国家各种礼仪大典，不免显得寒酸落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国力稍复，便想恢复当初礼仪排场，怎奈铜料难得，于是便以瓷器、木器为替代，由此催生了南宋官窑。正因如此，南宋官窑器物多有仿铜器造型，这点与汝窑器物颇不相同。杭州、宁波一带，自古以来是制瓷重镇，南宋初年虽已近于没落，但越窑原有的制瓷传统尚存。南宋官窑本拟模仿汝瓷釉色，并采用汝窑工艺制瓷，如官窑早期不少器物皆可见模拟“芝麻钉”的较大支烧痕迹。然而北方工艺与南方原料终究有不适应之处，因此，官窑后期工艺又根据原料略作调整，譬如由点状支烧，改为了垫烧、支垫烧。至于青瓷最为看重的釉，则因南方胎料颜色较汝瓷“香灰胎”为深，而集中发展厚釉工艺，以掩盖胎色。官窑这一番对南北技术的融合与消化，最终推动浙江龙泉窑走上了中国青瓷的巅峰。

　　成交才是王道

　　｛杭州谦善｝

　　免费送拍免费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