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浙江省、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200多外，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造型大多胎体厚重，除继续生产宋时的器型外，创新品种有高足杯、菱口盘、荷叶盖罐、环耳瓶、凤尾樽等。质量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飞凤、花鸟、鱼虫、八仙、八吉祥、杂宝等，个别有文字装饰。 在龙泉窑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的釉色及高超的质量影响下，除浙江境内多处窑址如大窑、金村、溪口、大白岸、小白岸、梧桐口、笔架山、项户、道泰、山头窑、松溪、马垃力、安福口、安仁口、大方、大棋、下村、武溪等300余处外，还有江西、福建两省的多处窑址也仿烧龙泉青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这在宋、元民窑瓷器中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1] 编辑本段 历史传承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龙泉窑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 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开创年代 至今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 龙泉窑(3张)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 1133)庄绰的《鸡肋编》 “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 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 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2] 五代北宋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   龙泉窑青釉刻花葡萄纹大盘[3] 在龙泉金村一带。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