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足杯也称马上杯，它同于高足碗，上为碗形，下有高柄。高足杯也称把杯，外观美丽，实用方便，是陶瓷中的典型器物。每个朝代的高足杯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

　　对这种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早期的历史文献不见记载，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三楚新录》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清代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中·唐器》之“高足碗（原注:十国南平器）”条记:“周羽冲《三楚新录》:高从诲时，荆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竞置用之，谓之高足碗。”不过，熟悉唐宋瓷器的同行们应该都知道，《三楚新录》文中的“高足碗”，并不是元明时期常见的那种高足杯，而是类似北宋青白瓷中常见的高圈足碗（图一），这种碗的圈足通常高1厘米以上，有的高达1．8厘米左右，相对于唐、五代十国时期常见的矮圈足碗和玉璧底碗，这种高圈足碗确实可以称为“高足碗”了。

　　著名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称高足杯在“朝鲜称为马上杯”。由于资料的缺乏，笔者尚不知朝鲜人为何要叫高足杯为“马上杯”。但笔者知道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外出时携带的酒具并不是高足杯，而是“革囊”。追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曾写道:“天马西来酿玉浆，革囊倾处酒微香。”元代后期许有壬也有“悬鞍有马酒，香泻革囊香”之句。“革囊”又称“浑脱”，“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以盛乳酪，谓之‘浑脱’”。可以说，用“革囊”（“浑脱”）携酒外出狩猎或征战，才是蒙古人的特色。

　　再说“靶杯”之名。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下·明器》之“红鱼靶杯”条:“?按?靶，辔靶也，从革。……总之，皆手把处。《稗编》刀靶，《古镜记》剑靶，皆借靶，原可通用。然《妮古录》哥窑八角把杯作把。靶杯从手，作把为是。”朱琰在这里明确说明了“靶杯”应该就是带把的杯，“靶”与“把”可以假借和通用。因此，靶杯 或靶盏之名，与高足杯一样，都是人们根据其造型给取的名字，就是指带把（柄）的杯或盏，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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