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都是符合天道的人。诸葛长青认为，毛泽东谙熟天道人机、博学多才、智慧超群，是一位几千年才会出现的杰出伟人、圣人、智者。他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八字格言，直接告诉人们如何走向成功。

　　毛泽东论成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一、 “两个务必”形成于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

　　诸葛长青: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培养了一支忠于革命事业、甘愿为人民服务的杰出干部队伍。

　　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央工委、后委和毛主席、党中央先后从陕北向华北转移，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

　　党中央驻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共产党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

　　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

　　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二、延安窑洞谈话引发毛主席思考

　　诸葛长青:毛泽东看问题，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总是着眼千秋万代。总是暗中符合天道。

　　其次，从更远一些的背景看，至少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

　　一是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那次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是目前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率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力。

　　那么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和毛泽东与黄炎增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关系。

　　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

　　然而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毛泽东书信集》）“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他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又要防止各种偶然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党中央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

　　三是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页）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回顾了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几次大的骄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

　　三、毛泽东要求全党干部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务必”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必须时刻牢记“两个务必”，警钟长鸣。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同志“两个务必”的告诫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文∕诸葛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