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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的时间，我们没有陌生。一见面都是无遮无拦的欢笑。一见面就彼此走近去在对方身上轻轻捅了一拳。叫道:嘿，你呀！

　　路遥说，我一直想念南沙河的阳光和沙滩，一直盘算哪年冬天再去一回。

　　路遥情绪非常昂扬，是洋溢着成熟、自信和坚定的昂扬，以至我觉得和他对视一眼就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或者说煽惑。

　　会上和会下，他都在说着一些大气磅礡的话。他谈着文学理想、使命意识；谈着创造史诗的蓬勃大志，使人感觉到他生命中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

　　我惊愕于他的成熟。那是他谈话中的锐利和威严所给予我的感受。

　　我愕然于他的霸气。那是他静静坐着抽烟，烟圈从他那狮子般的头颅中喷出的时候，我所悟到的。

　　我知道，路遥已不是六年前的路遥。他的微笑依然，他的心和大脑却在时光的锻造里成熟和博大了。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某种敬畏。当然，我并没有将自己的感受告诉他。

　　会议之后，路遥一再盛情邀我去看他的女儿路远。他特别骄傲于自己做了父亲。看着他那从心底里泛上来的欢笑，我觉得无法拒绝这邀请。

　　是林达开的门。欢乐的路遥将我牵到她面前说，介绍一下，陕南才女张虹。林达笑着说，知道知道，路遥说过几次的。

　　我却惶惶。林达是北京知青。光这身份已够一个乡村女子仰慕的了。

　　因为极度拘谨，我只例行公事般地看了看他们襁褓中的女儿，说了几句长得漂亮可爱之类的恭维话，水都没喝一口就匆匆告辞了。

　　这是发生在1980年三月初的事情。到了这年冬天，情形就完全变了。记得我那时在省党校参加省作协举办的读书会。有天下午去编辑部送稿子，路遥正坐在门口藤椅上看一本厚厚的书。我欢叫一声。他抬起头来，阴沉着脸扫我一眼，竟像不认识一般。我的笑容僵在脸上，有种进退不得的难堪，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也不等跟其它人打招呼，气冲冲掉头就走。快走出建国路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低沉地轻唤我的名字。掉头一看，竟是路遥跟了出来。我不理他，牛在那里不吭气。他说，咳，别生气呀。你不知道，现在有些事情复杂得很。我一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总之你要谅解我。

　　后来不知怎么的我们走进了东大街北边的居民巷。那里的民房简直可以拿洞或者窟来形容。居民个个面带菜色，屋内更是破絮烂罐的凄惶。路遥问，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么？我摇头说不知。他说，我是从比这儿还底层的地方出来的，起点太低。我要改变命运，要成就大事，就得付出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甚至牺牲。这牺牲包括常人的欢乐和友谊。干大事就顾不得小节。谁做我的朋友，谁就得原谅我，接受我。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仰头看着铅灰色的天空。一副殉道者的神气。

　　我多少还是理解了他的意思。不禁觉得好笑。心里说，路遥，你太看低朋友了。并不是每个朋友都那么低，要攀附你的盛名。你也太虚弱太霸道了。

　　倏忽间，我从他那吃铜咬铁的强大里看出了某种深刻的孤独。感觉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也就原谅了他。伟人都有怪癖的，像尼采，像罗丹，像毕加索，都怪癖到近乎疯魔。全世界的人在接受他们的思想和艺术的同时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们本人。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伟人的朋友呢。

　　于是我笑说，路遥，你怎么样我都接受你，像接受疯子尼采一样。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没看错你，悟性就是高。

　　分手时路遥说要约个时间请我吃饭。我说不必了。但是他坚持着。说我们必得找个清静的地方谈谈。他说找到了同我对话的感觉，他很高兴。他说他现在最大的苦难是跟环境无法对话。

　　其实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再也无法找回那种明亮的友情了。但我还是依了他。毕竟是在那样美丽的年龄那样美丽的心境和那样美丽的地方结交的朋友，岂能说忘就忘？岂能为那么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就淡了。更何况他还做了解释，还打算弥补。

　　我们相约了在兴善寺见面。选择那个地点，是因为那儿离我住的地方较近。还因为佛家静地，较少干扰。记得那天的天气不大好。阴浸浸的冷风里夹着雪粒，行人不是竖着领子匆匆而过，就是围着厚厚的大围巾看不着嘴脸。兴善寺里渺无人迹，倒显出几分佛地的庄严。我们如约而来，并且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大殿后边的银杏树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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