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伦茨LENZE变频器、电机、减速箱、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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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作品中西吉与耶普森（西吉之父）的父子关系谈不上是良性的，到最后甚至是走向决裂的。但是，真的走向决裂了吗？《德语课》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向决裂。其一，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即使像西吉的哥哥最后离开家乡也无法摆脱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权威的影响，虽然他们不认同自己的父亲，但他们骨子里还留存着茹格布尔警察的影子；其二，是因为在这种血缘关系下，为了避免被父亲同化，从而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这从西吉在二战时期的表现中我们便可了解到这一点。其实，父子的性格是相像的，在文中，西吉的父亲是一个自卑、古板且做作的角色，从他对自己妻子表现出的那种想亲近，而又羞于表达的样子便可见一斑。他的这些性格对他的自我表达和对别人的理解都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他恰恰和贝多芬相反，贝多芬也是不擅于用语言表达自己，也无法理解别人，因此其性格显得暴躁，和这种“暴躁”相反的茹格布尔的警察却格外的（用西吉的话说是）“安静“。但是，为什么西吉没有选择对父亲的认同呢？显然，他长期地受到了画家的影响。文中的画家并不像人们印象中艺术家的形象那样，对于人情世故一无所知，而是极其懂得让周围的气氛变得和谐起来。在这种积极的影响下，西吉眼中的色彩也不得不变得和画家画作里的色彩一样丰富起来，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洞察力。于是，禁画令这条导火线最终引爆了西吉与父亲、警察与画家之间的互相渗透的“战争“。 伦茨对于警察与画家之间的“战争”读者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儿子由于对父亲的不认同而为画家提供的帮助表现出父子之间一种奇特的“拧”着的关系。父亲以为派儿子去“监视”画家就是“父子兵”了，儿子却在背地里帮着画家。至此，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警察发现了儿子对画家提供的种种帮助，但为什么直到西吉被捕之前始终没有点破这一层呢？是因为他根本没把儿子做的事情放在眼里，还是儿子向画家提供的那些帮助更触怒了警察，反而使其加深了对于画家迫害的愿望呢？显然，这其中两者兼而有之。警察在战争时期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是体魄、头脑还是人生阅历，西吉不可能是自己父亲的“对手“，或者说能够阻止父亲，又或者能有效地帮助画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在作家的笔下，茹格布尔的警察就像当年二战前期的希特勒大军一样坚不可摧。但是实际上，作家并不是要通过“一堂德语课”来告诉读者关于二战的历史，而是试图通过二战的发生，去捕捉并揭露那些被逼现出的人性本质，在这里，被作家放大的是人性中的阴暗面，即嫉妒与占有欲。

　　也许，对于《德语课》最多的评价是关于历史意义的，但是展现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正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这也正是许多同类作品的现实意义所在。作家在这里给故事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即二战。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人们表现出的人格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提供了事实依据，这正像我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抗击“非典”的行动中、抗洪救灾的行动中以及抗震救灾的行动中发展的那些火线入党的党员们一样，只有在大灾大难或者涉及面广影响程度深的历史事件中才能看到人的本质，或者说人们选择表现出来的那些品性。因此，那些优点和缺点就不是孤立的了，而是某种人格的两个方面，就像黑白、是非等反义词组的存在一样。有了这样一种视角，我们再继续来“上”《德语课》。

　　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警察在故事中是受到尊敬的，人们正是因为他的职业以及其“恪尽职守”的工作作风而尊敬他。这个时候，他和画家是好朋友，直到他多次向画家提醒那条禁令之前，他都没有表现出或做出后面那些令他在战后无法面对自我的性格特征。开始时，他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画家是自己的朋友，他不想使双方因为禁令而感到难堪；另一方面，他的职业要求他必须向画家宣布这条禁令，如果无视禁令不仅会使自己惹上麻烦，同时他也会像西吉那样无法原谅自己没有尽到一名警察的责任。但是遗憾的是，禁令不管以什么方式宣布都会给双方带来尴尬甚至矛盾。在警察的一再劝说下，画家始终不肯放弃作画，这时，警察开始陷入个人情绪之中，执行禁令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如果再不真正地执行禁令他将失去在当地的威严的地位。禁令代表着威严，只要执行了禁令那么他，茹格布尔的警察就有了自己的威严。然而不仅如此，他更是对画家日益增长的“人气”产生了嫉妒。凭什么别人都得屈服的禁令，你一个画家就可以“逍遥法外”？还能得到别人的同情甚至是敬意？在这种心理下导致的结果就是，警察对于画家不断的迫害，直至画家被压送进了监狱。

　　但是事情没有结束，1945年德国终于停火了，可是茹格布尔的“战争”始终没有停火，而是愈演愈烈，直至警察把画家的工作棚给烧了。这正是作家要在此提出的关键性的问题，即对于战争的反思。

　　文中，通过西吉的作文《尽职的快乐》表现了作家对于战争，特别是对于二战的反思提供了的两类人物。

　　第一类，就是警察耶普森。文中，所有的人包括画家，都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了，以前的事不用再提了，虽然他没有直接向警察这样表示，但是大家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画家的工作棚还是被点燃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儿子面前肆无忌惮地做的。看到这里，毫无疑问，警察走进了极端。但是为什么就极端了呢？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他先前的“恪尽职守”在英军开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其本身所有积极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为人们所称道的优良的品质，而变成了“犯罪的外衣“。可是他 伦茨与夫人又无法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发现自己再也不想去面对画家了，因为直到“誓死抵抗”时，他已经全然失去了“威严“，没有人再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他变得孤独，或者说因为自己的顽固脱离了群体而被孤立出来。这时，自卑的心理使他变得更加狭隘，而且画家在战后又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所有的一切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只有继续执行禁令才能活得轻松一点，哪怕失去了所有的人。这就是西吉“说的“:大人们不愿审判自己，而把烦恼（指西吉自己）装上快艇送往少年教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