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是隋唐时期我国北方白瓷的代表，也是我国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结束了商代以来青瓷为主的局面，并为后来花瓷特别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对我国以至国外的陶瓷业都产生过影响。明清时期有关陶瓷著作中就提到了唐代邢窑的白瓷，２０世纪初就有学者对邢窑进行专门研究，１９８０年，河北省临城县发现了邢窑遗址，之后几年内丘县境内也发现了邢窑遗址，这些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１９８７年起，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进入内丘、临城发掘，曾了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千年。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研究，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它们的年代，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的为代表；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的为晚。窑址发掘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晚，均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