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造假，自古有之，民国尤盛。不仅前朝瓷器皆在仿造之列，同时期“珠山八友”等名家亦不能幸免，因此八友存世作品精粗并存，真假混杂。就赝品而言，有民国时期的老仿瓷和现代的新仿瓷。老仿“珠山八友”瓷，多是在 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出现的，这些仿品与“珠山八友”在同一个时期。老仿瓷的鉴定难度相对来说大一些，主要原因是胎质和釉色同样具有民国时期陶瓷的特点，而且品相又陈旧，少有疑点，容易迷惑人。老仿瓷多是八友当年的徒弟及其追随者所为，笔者所见其作伪形式，有以下几种类别:一是当年的代笔之作，二是抄袭模仿之作，三是刻意假造之作，四是主观臆造之作。下面就老仿瓷的造假手法和甄别要点作些分析。

　　代笔之作是指非八友亲笔所为，但却是八友所认同之人的作品。民国时期由于“珠山八友”的艺术成就和名气颇大，贵戚权门，商贾雅士，对“珠山八友”瓷画作品趋之若鹜。他们的瓷画作品很有市场，八友成员不仅结社互助，有的还自开画瓷店，谋求发达。他们一边勤于画瓷器，一边带徒授艺，多数弟子在随师学艺并具有一定水准之后，也帮师傅做些摹稿、填色之事，甚至参与和帮助师傅完成应求之作。此种现象是中国几百年来师徒传艺的惯例，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代笔之作一般是门徒按师傅的画稿临绘后，由师傅修改匡正，并亲题款识而完成的。严格来讲代笔之作不是仿品，如汪野亭的墨彩瓷板画《一帆风雨裹》，该画的山石画法正如画上诗中所题，摹宋代米芾之法，以点代皴，层层积染，汪氏不曾以这种皴法画山石。笔者就此幅作品与汪氏之女、著名瓷画家汪桂英作过深入探讨和精心比对，其稚拙生硬的笔法和墨色的运用与汪氏风格迥异，但从题字笔法分析，该瓷板画的落款属汪氏所书无疑。像此类非八友亲手所画而又有真落款的传世作品有一定数量。

　　主观臆造之作，是指在绘画风格、笔墨技巧上学得一些八友画法，并根据一些参考资料而任意画出来的八友作品。由于臆造者水平不同，仿真程度也有区别。一般臆造作品，由于仿造者功力不足，作品“马脚”较多，真假易辨，在当时市场价格也低，符合了一些附庸风雅而购买力水平又较低者的需要。稍微有点水平的臆造之作，多为“红店”所为，民国时期有的“红店”，公然挂牌可订购八友之作。这些臆造之作，也只是整体看上去有些像，只要从内容、构图、笔墨、色调、绘画技巧、题款等方面稍作甄别，也是漏洞百出。而民国时期有些好古之人乐于购买，并精心收藏，导致某些仿品流传至今，造成鱼目混珠之现象。

　　另外，老仿瓷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画面没有题款，只有印章，或只题穷款。目前市面上没有题款只有印章的赝品，以王琦作品为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王琦早期确有少量不题款的作品，造假之人想借此混水摸鱼；二是王琦书法功力深厚，常以草书题款，仿造难度大，容易露出“马脚”。只落穷款的赝品，以冒程意亭、刘雨岑作品为多。仿造者抓住他们有落穷款的经历，旨在回避其题款仿造难。“珠山八友”无题款或落穷款的作品极少，此类赝品一般来说胎釉、画面都很像，鉴定时要着重从绘画风格、笔墨 (料)特征等方面人手，厘定真伪。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 30年仿“珠山八友”瓷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旧政权的倒台，造假之恶习在打击和荡涤之列；二是尚古之风为那个时代所不容，造假之作无立足之市场，缺少经济价值；三是部分八友成员尚在，他们的作品也从迎合达官贵人的收藏需求，转向歌颂和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仿旧不合时宜。新仿“珠山八友”瓷的产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收藏之风逐日兴起，新仿“珠山八友”瓷也就越来越多。一是崇古怀旧、赏玩收藏之风开始抬头，市场需求逐渐升温；二是随着建国后对“四旧”的荡涤和扫除，特别是通过“文革”十年的洗劫，民国之物难以寻觅，收藏的升值空间大；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给仿造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笔者了解，新仿瓷的作伪手段有复制、移植、合造、臆造等多种，下面试作分析。

　　复制造假是指造假之徒以“克隆”形式，有意识、有套路地如法炮制八友瓷画赝品的行为，旨在牟取暴利。新仿“珠山八友”瓷中复制的赝品有两类:一类是以真品实物为蓝本复制的，另一类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以真品实物为蓝本的复制品，其大小尺寸与母本一致，画面构图、内容、笔法、题款、印章均为母本之翻版，此类赝品，出于圈内人和以此买卖为业的高手，造假者往往持有真迹，但秘不示人，让高手以实物为蓝本揣摩演练，悉心描摹。\

　　另一类赝品是以印刷品为蓝本复制的，相当于古代书画技法传授中的“对临”。诸如此类仿制品，鉴赏者不但从品相特征等方面可以看出破绽，稍有研究者，对真迹的:藏处及相关信息也会知道，查找对比之后，容易找出赝品与真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