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眼来观其造型和纹饰，辩其胎釉色泽与厚薄，审其器足及款识，又要将其摩挲以别粗细，用指叩敲以察音响。这五方面要素缺壹不可，切不可偏执壹方，谨据局部或偶然巧合而妄断时代。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简言之，可以这样说:“造型为根本，胎釉是关键，纹饰辩时代，款识察真伪”。

　　从瓷釉上看，首先要记住什么釉在何时出现、盛行和消失，各时期分别有怎样的特点。比如，宋代哥窑器，除了胎呈紫、黑，器型较薄、紫口铁足特征外，还有釉质肥润（甚至釉质比胎要厚）、釉青中偏黄、开片较规整、不饰花纹等特点。再如定窑，始于五代，盛行于宋代，受邢窑影响很大。邢窑白瓷釉为雪白，巩县窑为牙白，定窑为奶白，有泪痕（白中闪黄），芒口、覆烧、胎白精细。黄釉早出现在唐代，当时安徽的寿州窑、河南密县等烧黄釉器，但决不是明清时代意义上的黄釉。弘治黄釉代表着明清两代的黄釉的高水平，以铁为着剂，用氧化焰低温烧以后逐渐减少，天启停烧。清代从康熙年起，历朝都烧制黄釉，有浇黄、蜜蜡黄、蛋黄等。康熙时蛋黄釉釉深，釉层透明。到乾隆时因釉中掺有玻璃白，釉汁混而不透，呈淡嫩，此釉直至道光仍有烧造。红釉元代由景德镇烧造，到明代有了很大发展。永乐时红釉比较鲜艳称“鲜红”，釉面厚润。宣德时红釉发深，称为“宝石红”，其显著特征:一是橘皮釉现象比较明显，二是器物口沿部分自然形成一条白线，红白分明，被称之为“灯草口”，康熙时期的红釉器多有仿制，但应是人为加上去的白釉，看上去不自然。成化时红釉较为难得，泽浓艳。嘉靖时鲜红釉技术失传，改为矾红，至清代才恢复生产，并出现了若干个新品种。康雍时祭红釉艳丽，乾隆时黑红，嘉、道比乾隆时浅，但不如康雍时鲜艳。

　　岳州窑青釉划花莲瓣纹盘口瓶宋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基，创制了梅子青釉，使其成为青釉中的代表，也为龙泉窑的佳。龙泉窑青釉盘口瓶明代永乐时白釉负盛名，其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质细腻。但有厚薄不均的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或肉红的现象，这一特征是其他瓷器所没有的。清代康熙时的瓷釉，也因袭了白基调，其胎质纯净，胎细白，如脂似玉。相对于古瓷，新仿瓷的釉面则光彩刺目、隐现浮光。虽然久藏古瓷初启封时也会光泽如新，但其釉与用现代工艺烧制的釉还是有一定差异的，这需要更的釉知识来鉴别。

　　至于对窑口的鉴定，宋代以前的瓷器，须根据其烧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进行比对和印，比如一些窑口明确的老瓷残片，就是好的学资料。元代及以后，除了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窑外，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北方地区仍有一些瓷窑在烧造。不过，青花瓷都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这点无需再断。但是，其他品种的瓷器仍需要对其产地进行研究和判断。卵白釉器是元代景德镇在宋代青白瓷生产的基础上烧造的新品种，其釉恰似鹅卵壳，泽匀净，无开片，釉质紧密光润，胎体厚重，多数有印花装饰。卵白釉器的产量远比同时期的红釉、蓝釉器为多，主要是由于元朝“国俗尚白”，皇帝对景德镇烧造的“洁白不疵”的瓷器,有着某种嗜好。据成书于元文宗时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传记载，元朝确有“国俗尚白”的风俗:“己丑，太宗即位……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公(耶律文正)言:‘陛下新即位，愿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也。” 根据《元史·舆服志》记载，蒙古帝王的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常为白。在忽必烈身边任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曾记述，每逢春节举国皆白，四方都贡献白布、白马，时人互赠白礼物以为祝福。又据元人彭玮在《辍耕录·跋》中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桑哥为相，与江南浮屠总摄杨辇真珈相表里，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矫制:‘可其奏’，于是发诸陵，实利其殉宝也。又哀诸帝遗骸，建白塔于杭故宫曰‘镇南’，以厌胜之。”可见元代尚白内涵之，既有镇邪、吉祥之意，又能表达一种崇高的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