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眼来观其造型和纹饰，辩其胎釉色泽与厚薄，审其器足及款识，又要将其摩挲以别粗细，用指叩敲以察音响。这五方面要素缺壹不可，切不可偏执壹方，谨据局部或偶然巧合而妄断时代。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简言之，可以这样说:“造型为根本，胎釉是关键，纹饰辩时代，款识察真伪”。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瓷器的胎釉、彩绘特征由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制瓷原料的不同，导致瓷器烧成后，在胎、釉、彩、绘等方面特征上的差别，这也是我们用以区分不同时代瓷器的有效方法。元蓝釉白龙纹盘瓷器年代的鉴定，除了上述从瓷器的艺术与烧造工艺进行鉴定外，还可以根据瓷器上的“年款”进行断代，这一方法适用于明、清两代瓷器。带年款的瓷器与纪年墓出土的瓷器，都可以作为排比研究的标准器，它们在瓷器的年代确定与窑口判别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至于对窑口的鉴定，宋代以前的瓷器，须根据其烧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进行比对和印，比如一些窑口明确的老瓷残片，就是好的学资料。元代及以后，除了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窑外，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北方地区仍有一些瓷窑在烧造。不过，青花瓷都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这点无需再断。但是，其他品种的瓷器仍需要对其产地进行研究和判断。卵白釉器是元代景德镇在宋代青白瓷生产的基础上烧造的新品种，其釉恰似鹅卵壳，泽匀净，无开片，釉质紧密光润，胎体厚重，多数有印花装饰。卵白釉器的产量远比同时期的红釉、蓝釉器为多，主要是由于元朝“国俗尚白”，皇帝对景德镇烧造的“洁白不疵”的瓷器,有着某种嗜好。据成书于元文宗时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传记载，元朝确有“国俗尚白”的风俗:“己丑，太宗即位……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公(耶律文正)言:‘陛下新即位，愿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也。” 根据《元史·舆服志》记载，蒙古帝王的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常为白。在忽必烈身边任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曾记述，每逢春节举国皆白，四方都贡献白布、白马，时人互赠白礼物以为祝福。又据元人彭玮在《辍耕录·跋》中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桑哥为相，与江南浮屠总摄杨辇真珈相表里，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矫制:‘可其奏’，于是发诸陵，实利其殉宝也。又哀诸帝遗骸，建白塔于杭故宫曰‘镇南’，以厌胜之。”可见元代尚白内涵之，既有镇邪、吉祥之意，又能表达一种崇高的礼节。

　　在瓷器审美方面，经过两宋数百年辉煌瓷史的洗礼和熏陶，到了明代，其实并没有什么的工艺能让人眼前一亮。永乐甜白釉之所以有名，因为明成祖朱棣的个人偏好，这个神秘古怪的帝王自幼失去生母，只得认他人为母，生在帝王家的显赫显然不足以抵挡高处不胜寒的清冷，由此养成了他古怪冷清的性格。传说他很早便失去了性能力，面对后宫佳丽的莺歌燕舞，其心中怕也有许多怨悔与苦恼，是以他一方面通过接连不断的亲征、布施天下的郑和下西洋等活动彰显雄性，另一方面清净沉闷，城府阴沉，只能寄情于器物。除去这个传言，还有一个理由。永乐皇帝本非太子的身份，当他还是燕王时，据说佛僧道衍曾送白帽予他，即于“王”字上加“白”成“皇”，登基为帝。或许，永乐皇帝也因此而自觉与白渊源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