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瓷器年代断定，学术界的惯例是:好是通过器物本身铭文等确定准确年代，此可作为标准器；明代以前的器物，能定出朝代即可；而历时较长的唐宋等，则以分出早、中、晚期为好。鉴窑口，即确定烧造地点、技术和工艺水平等。方法通常是根据窑口标本的气泡特征来辨别。如:商周及秦汉原始瓷的釉层较薄，釉中基本上无气泡；唐五代时期的定窑白瓷一般只在底足和口沿等部釉厚处才有细密均匀的小气泡；宋代陶瓷中汝窑瓷器的釉层较厚，釉中有少量较大的气泡。

　　瓷器装饰大体有三类，即胎装饰、釉装饰、彩绘装饰。胎装饰有刻、划、剔、印、堆贴、镂空、雕塑等手法和形式。如西晋器物，常见的有刻划的弦纹、水波纹、模印的网纹、圆珠纹，贴花、堆塑大多为人物或动物。东晋南北朝盛行莲花瓣装饰。唐代越窑流行刻划花蝶、花鸟纹。长沙窑采用模印贴花装饰。其后又有耀州窑、临汝窑、定窑、磁州窑及景德镇影青等刻划剔印装饰手法，及至明清彩瓷仍有此种装饰工艺穿插其间。釉装饰除了各种单釉外，另有其他诸多种，如宋代建阳窑、吉州窑烧造的玳瑁、油滴、兔毫釉等结晶釉装饰。还有在一件器物上施以两种以上不同釉的装饰方法。比如，唐代的花瓷，宋元钧瓷的窑变，明清时的三彩，清代炉钧、窑变红釉等。宋代钧瓷釉面比较细密平整，釉里有蚯蚓走泥纹，用彩釉斑块装饰，颜主要有蓝、红、月白、海棠红、玫瑰紫。元代钧瓷胎体为土黄、黑灰胎，釉不到底，足内不施釉，足底有沙粒现象。釉质变粗，釉面可看出明显的气孔、气泡，多数为蓝灰、月白，很少见有天青，彩斑颜也不如宋代艳丽。清代雍正开始出现模仿钧窑的窑变红釉品种，又称“钧红”。其特征是:雍正窑红釉是蓝多于红，乾隆是红多于蓝，达到了宋钧彩斑的效果。嘉、道时期红更多些，咸同光时几乎都变成红，釉面很粗糙，有槽坑。光绪时在窑变红中又出现了由红黑两颜交织组成的瓷釉器。

　　至于对窑口的鉴定，宋代以前的瓷器，须根据其烧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进行比对和印，比如一些窑口明确的老瓷残片，就是好的学资料。元代及以后，除了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窑外，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北方地区仍有一些瓷窑在烧造。不过，青花瓷都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这点无需再断。但是，其他品种的瓷器仍需要对其产地进行研究和判断。卵白釉器是元代景德镇在宋代青白瓷生产的基础上烧造的新品种，其釉恰似鹅卵壳，泽匀净，无开片，釉质紧密光润，胎体厚重，多数有印花装饰。卵白釉器的产量远比同时期的红釉、蓝釉器为多，主要是由于元朝“国俗尚白”，皇帝对景德镇烧造的“洁白不疵”的瓷器,有着某种嗜好。据成书于元文宗时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传记载，元朝确有“国俗尚白”的风俗:“己丑，太宗即位……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公(耶律文正)言:‘陛下新即位，愿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也。” 根据《元史·舆服志》记载，蒙古帝王的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常为白。在忽必烈身边任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曾记述，每逢春节举国皆白，四方都贡献白布、白马，时人互赠白礼物以为祝福。又据元人彭玮在《辍耕录·跋》中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桑哥为相，与江南浮屠总摄杨辇真珈相表里，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矫制:‘可其奏’，于是发诸陵，实利其殉宝也。又哀诸帝遗骸，建白塔于杭故宫曰‘镇南’，以厌胜之。”可见元代尚白内涵之，既有镇邪、吉祥之意，又能表达一种崇高的礼节。陶瓷上的纹饰，不管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强烈地反映着其时大家的审美观，每一年代，都有自个明显的个性和特色。例如，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规划繁密，层次较多，少则二、三层，多则七、八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