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对窑口的鉴定，宋代以前的瓷器，须根据其烧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进行比对和印，比如一些窑口明确的老瓷残片，就是好的学资料。元代及以后，除了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窑外，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北方地区仍有一些瓷窑在烧造。不过，青花瓷都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这点无需再断。但是，其他品种的瓷器仍需要对其产地进行研究和判断。卵白釉器是元代景德镇在宋代青白瓷生产的基础上烧造的新品种，其釉恰似鹅卵壳，泽匀净，无开片，釉质紧密光润，胎体厚重，多数有印花装饰。卵白釉器的产量远比同时期的红釉、蓝釉器为多，主要是由于元朝“国俗尚白”，皇帝对景德镇烧造的“洁白不疵”的瓷器,有着某种嗜好。据成书于元文宗时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传记载，元朝确有“国俗尚白”的风俗:“己丑，太宗即位……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公(耶律文正)言:‘陛下新即位，愿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也。” 根据《元史·舆服志》记载，蒙古帝王的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常为白。在忽必烈身边任职多年的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曾记述，每逢春节举国皆白，四方都贡献白布、白马，时人互赠白礼物以为祝福。又据元人彭玮在《辍耕录·跋》中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桑哥为相，与江南浮屠总摄杨辇真珈相表里，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矫制:‘可其奏’，于是发诸陵，实利其殉宝也。又哀诸帝遗骸，建白塔于杭故宫曰‘镇南’，以厌胜之。”可见元代尚白内涵之，既有镇邪、吉祥之意，又能表达一种崇高的礼节。

　　《明太宗实录》记:“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砂遣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由此可见，朱棣对白瓷情有独钟。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故而永乐白瓷制瓷工艺上精益求精，取得了大发展。这种白瓷许多都薄到半脱胎的程度，能够光照见影，给人以“甜”的感受，所以“甜白”瓷因此得名。甜白瓷是一种素釉瓷，唐代白瓷便有了大的盛名，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鼎盛面。延展流变至明代永乐，制瓷工匠们殚精竭虑，使得白瓷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地，并将“脱胎”研制为的制瓷工艺，即薄胎细白瓷。永乐时期景德镇窑烧制的白瓷中出现了半脱胎状，白瓷脱胎从配方、拉坯、旋坯、修坯、施釉到装窑烧成，工艺要求严。景德镇甜白釉的烧制成功，为明代彩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清代对明代白瓷的描述比较具体，形容白的有牙白、奶白、莹白，形容质感的如象牙、牛奶、堆脂或玲珑剔透，把永乐、宣德时期的白瓷概括得淋漓尽致。所谓涩、滞、燥与润、滑、爽，每一个字都是一片天地，每一个字都是经验、汗水甚至泪水的结晶!要品味出其中的真意、深意和精意，一定需要成千上万次地反复上手、揣摩、总结、凝练、提纯。其次，瓷器的衣着亦即釉质也决定着瓷器是否出汗和出汗的多少。总的趋势是，透明釉比乳浊釉易出汗，玻化度高的比玻化度低的易出汗。

　　第四是要在器物上看到真正的老气。传世品上应有使用和存放的痕迹，应有因岁月而留下的痕迹;出土器上应有土气侵入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现在器物上，一个就是因为空气的氧化和长期存放在空间而形成的包浆。有包浆的器物上面，就会有一层类似涂了薄油一样的温润的油光。年代越久，油光就越强。如果是青花器，那么，包浆下的青花，应是下沉的，犹如上面有一层水一样，俗称“水头”。新器的青花上是没有水头的。老的传世品一定会有一些使用过的痕迹，有揩拭痕、擦伤痕等等。这种痕迹没有规则，是在岁月的流逝中自然留下的，和现代新品用人工做出使用痕不同，人工做的有规律性，比较生硬，仔细观察，可以区别。如果器物入过土，也应有土侵和灰皮等被腐蚀的痕迹。新出土之物，闻之应有土香气味。现在也有人工用酸腐蚀等方法来做的，但不像真正的土侵和灰皮那样深入肌理和无规律可循，闻之则有异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