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托裱过的珂罗版印刷品，背面无法观察，从正面看很平，缺少质感，用手轻摸画面重墨或重色的地方（特别是石绿、石青等）没有涩感。

　　（3）有些颜色易掉色（如大红、石青）不妨用一小块白色软纸蘸清水在颜色上轻轻擦一擦，画在宣纸上的画是掉色的，而印刷在宣纸上的画是绝对不掉色的。

　　（4）对于那些在珂罗版印刷品基础上再人工着墨、着色的赝品，只要细心观察也不难找到破绽，后加上去的墨、色明显有浮在画面上的感觉。一般来说，后加上去的墨或色都不会太多，只是在明显的部位，若是笔笔俱到，那么，这幅画自然也就会失去原貌了摹是最易得形似的，它有三种方法:①先勾后填；②不勾径自影写；③勾摹物兼临写，又修饰之。勾填大都用以摹书，古法先用涂熨黄蜡较透明的纸（称为硬黄）蒙在原迹上面，以淡墨作细线，依笔法勾出一个轮廓来，然后取下，以浓淡干湿墨填空成字，所以也称为双勾廓填。第二种以纸蒙在原件上，径用浓淡墨依样摹写。摹工笔勾勒绘画，一般都用此法。第三种亦大都用于摹书，先勾淡墨廓后，再用一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躁笔锋处才略为填作。以上三法。因为勾摹时必须映于向明处（古代没有透明纸），所以都可称之为“响拓”。

　　唐代“弘文馆”有专门摹拓书法的人员，如太宗朝（贞观）有冯承素、诸葛贞、赵模、韩道政、汤普澈等，都是传名千载的好手。现在我们还能物华看到武后朝（万岁通天）摹的王方庆进王氏一门法贴，即《万岁通天贴》，真可谓“下真迹一等”。摹拓时把原纸上破缺处物都以细线框出（因为它的目的是仅为留一副本），否则真不容易使人望知是个摹本呢！

　　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华中有时会将牵丝的笔画搞错，例如唐摹王羲之《丧乱贴》中的“咏”字，《奉桔贴》中的“馀”字等等，很容易看出有错。

　　工笔人物和早期的勾描山水等也可以影写摹拓。但如搞得不好，有时会将人物的衣纹搞乱，如所见宋摹传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其中就有这样的物华情况。这些东西有的可能是一翻再翻之本，勾摹者根本没有见过原作，所以人物面相也往往呆板无神情。勾填的方法，在书法中又易在牵华博丝处易显得不太自然（特好的例外），还有一些集字勾摹的，在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更都有不呼应不贯气的现象，如所谓王羲之书物钟繇《千字文》卷等，即可见一斑。另外有些人一生专学一家的书画（大都是儿子学父母，门生学老师，或当时的私淑者），学到成熟后，他和那华中个“被学者”的面貌几乎取得基本上的一致（当然不可能绝对的一样），可以大量随便制造，这种仿本，又往往专学某人的殊异处，物以致形成一种“套子”，有的书法中的同样字几乎可以千篇一律，真迹倒反而不是这样。所见如元代钱选《孤山探梅图》卷（七真迹粗野博中），明代沈周《溪山深秀图》卷（比真迹板俗），王宠小正书临晋唐贴册（真迹倒不如临本匀正），等等。这些全为同时人仿作，大中物都似是非类，类似的更不计其数。要搞清楚那些仿作书画，最好要能先看到仿作者的本款画，以之对照，就容易直抉其稳。例如我们因物中看到过王翚的早年自画，才能更确切地断定上述的三件“元人”画为伪造无疑。

　　所见唐宋摹晋贴，以及宋以来摹晋、唐等大都用上述三种方式。五代两宋画法逐渐复博杂，如出现皴染兼施的山水画等，根本无法勾摹，因此三法渐废，而大都以临写来代替了。但临写时也有先取透明纸，依形象（多半是绘画）轮廓，用浓墨约略勾出部位，取下后再将纸绢盖在浓墨勾的稿本上，然后看着原作临写。这种作法可说是半摹半临（基本上算是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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