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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货币形式？

　　1.海贝:最早的货币形式，夏代开始使用，商和西周时成为主要货币。

　　2.刀币、布币、环钱: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这些货币形制各异，反映了当时地域性经济的特点。

　　3.五铢钱:秦汉时期，货币统一为五铢钱，这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的一次重大进步。

　　4.开元通宝:唐代的纪年钱，也是我国古代钱币中的名品之一。

　　5.交子: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货币形式的一大创新。

　　6.白银:清代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同时铜钱也在流通中使用。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货币形式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体现了文化的创新和包容。从最初的海贝到后来的纸币，每一种货币的出现都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适应和回应

　　铜元又叫铜板、铜毫（云南民间称呼）、铜角子（华中及北方部分地区称呼），尺寸大小不等，随面值变化，是用紫铜或黄铜铸造的辅币，一些品种有少量白铜样币存世，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在中国经济、金融史上具有历史。

　　铜元上接清朝晚期的方孔制钱，但中间无孔，用现代机器冲压生产，外形主要仿照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发行的“香港一仙”铸造而成。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铜辅币铸造工艺从传统的翻砂熔铸法进入了的机器冲压生产的新阶段。

　　中国内地铜元产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年。一般即以这一年为中国铜元的诞生日，虽然香港本土制造铜元开始于1863年，但早期香港铜元是以英王国为主体发行的香港地区辅币，不属于晚清铜元体系之一种。

　　湖北开铸铜元时间比安徽早，1901年即已紧随广东、福建之后在湖北银圆铸造十文铜元。但湖北铜元却是1902年8月才成立的。湖北铜元文字简洁（面值仅“当十”二字）、图案、铸造。1905年2月汉阳工厂也开始铸造铜元，产量大，可惜设计、铸造较差，第二年就被下令停铸了。此后浙江、奉天、湖南、北洋直隶、四川、江西、吉林、山东、江苏、河南、广西、云南等省地也陆续开始铸造，这些厂除了广西之外，都在建设不久开始了大批量的生产，数年之间，铜元遍布全国。

　　新式铜元铸造，远非传统手工铸钱所能比拟，不易伪造、私铸；它式样新颖，中间没有穿孔，大大提高了铸造速度和质量；它成划一，标明与银圆或制钱的固定比值，“通行市肆，民间称便”。因此铜元发行初期，其价值甚至超过币面价格，在市场流通时普遍有5%?15%的升水。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元银圆在苏州只兑铜元88枚（升水率12%），杭州可换90枚（升水率10%）。

　　古代货币的材料是什么？主要包括海贝、铜、金银等金属以及纸币等。

　　1.海贝:中国早的货币可以追溯到夏代，当时使用海贝作为交易媒介。商和西周时期，海贝已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壳供不应求，出现了人工贝币，如石贝、玉贝、蚌制贝、骨贝等。

　　2.铜:商朝时期，随着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发展，开始出现用铜制成的金属贝。铜质货币因其熔点低、易加工、耐腐蚀以及矿藏等特点，成为中国历代金属货币的主要材质。商朝的铜贝和西周早期出现的包金铜贝，标志着贵金属货币的早期形态。

　　3.其他金属:除了铜，古代货币还使用了其他金属，如金银。是在唐宋时期，金银开始广泛用作货币，成为财富的。

　　4.纸币:到了宋朝，世界上早的纸币——交子和钞票出现，这标志着货币材质的一大变革，从此货币限于实物金属，而是进入了信用货币的时代。

　　综上所述，古代货币的材料经历了从自然物品到金属，再到纸币的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体现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进步。

　　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详细描述了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若以械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者四:花纹精工，伪造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他并提出铜元的具体品种:“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未能实行，无疾而终。同时江南机器、天津机器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与广东善后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