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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布币如何辨别真伪？

　　布币的真伪可以通过观察外观、检查重量和尺寸、比较价格以及查询历史记录来辨别。

　　首先，观察布币的外观是辨别真伪的第一步。真品布币的图案和文字应该是清晰明了的，反面通常会有中国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的图案。如果币面的颜色、光泽不自然或者图案模糊不清，这可能是伪造的布币。

　　其次，检查布币的重量和尺寸也是非常重要的。真实的布币重量一般在2.5克左右，长度在5厘米到7厘米之间。如果布币的重量或尺寸与这个标准相差较大，那么很可能是伪造的。

　　再者，比较布币的价格也是一个判断真伪的方法。布币的价格通常受到其重量、尺寸、成色和是否伪造的影响。如果价格远低于市场价，那么需要警惕这可能是伪造的布币。

　　最后，了解布币的历史和不同版别也是鉴别真伪的关键。例如，货布是王莽时期的一种货币，它的制作工艺较为精细，有特定的尺寸和重量标准。了解这些信息有助于辨别布币的真伪。

　　综上所述，辨别布币真伪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外观特征、尺寸重量、价格以及历史背景等。

　　正面为“大清铜币”四汉字，外环珠圈，上缘满文由左至右“光绪年造”（1909年下半年改为“宣统年造”），下缘纪值文字“当制钱×文”，左右分列于支纪年；背面为大清蟠龙纹，上缘年号“光绪年造”（1909年后为“宣统年造”），下缘英文“TAICHING-TIKUOCOPPERCOIN”（大清帝国铜币）。此后各省纷纷按部颁式样仿铸，与户部的要求比较一致。各省铸币在正面置一圆台，台上刻省份的阳文或阴文小字简称，如鄂（湖北省）、宁（江南省）、吉（吉林省）等，以示区别。也有少数造币厂没有加圆台，阳文简称字直接刻在地章上，比如清江铜元的“淮”字、江南省的部分“宁”字及江苏苏州造币厂的部分“苏”字等。清政府采取控制设、限制铸量等措施，希望挽回铜元信用，但各省因利之所在，阳奉阴违，铜元泛滥之灾愈演愈烈。

　　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详细描述了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若以械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者四:花纹精工，伪造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他并提出铜元的具体品种:“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未能实行，无疾而终。同时江南机器、天津机器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与广东善后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

　　1912年3月，袁世凯在武力威胁与政治之下窃取了辛亥的胜利果实，当上了大总统。1913年7月镇压了二次，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这个期间武昌造币厂雕刻制作了一系列袁世凯肖像的十文铜元，其中一种铸造了十万枚投入流通，但遭到商民抵制，发行并不成功。此外1919年安庆造币厂铸造过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头像的十文，也没有正式投入流通。民国时期有头像的铜元流通量大的只有两种:云南铸造的唐继尧像“五十文”、甘肃铸造的孙中山像“伍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