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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货币形式？

　　1.海贝:最早的货币形式，夏代开始使用，商和西周时成为主要货币。

　　2.刀币、布币、环钱: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这些货币形制各异，反映了当时地域性经济的特点。

　　3.五铢钱:秦汉时期，货币统一为五铢钱，这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的一次重大进步。

　　4.开元通宝:唐代的纪年钱，也是我国古代钱币中的名品之一。

　　5.交子: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货币形式的一大创新。

　　6.白银:清代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同时铜钱也在流通中使用。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货币形式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体现了文化的创新和包容。从最初的海贝到后来的纸币，每一种货币的出现都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适应和回应

　　民国政府虽然成立，然而政权不一，各地军阀势力割据自雄，战乱频仍，军需支出庞大，单纯依*传统赋税的盘剥已经很难满足新军阀的需求。在这种各自为政、集权无力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纷纷整修旧有造币设施，或新建造币厂，无限制地大量铸造新式铜元，有的甚至直接利用前清遗留的龙版铜元模具，继续铸造“光绪元宝”或“大清铜币”，这时期铜元重量、成参差不齐，毫无标准可言，造成了币制混乱、币值迅速下滑，老百姓陷入比前清时期更深重的货币危机之中，也给政令的统一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然而这一切在当时条件下都是无可避免的。

　　自从光绪16年（1890）广东首铸七钱二分金银币开始，到宣统年间长达二十年，清廷无法统一币制，也因为各省督抚自谋利益，不与配合，形成了各自为政的面，银币上有铸库平七钱二分，有铸壹圆，也有铸一两，另外计重单位有库平、厂平、漕平、湘平等五花八门。直到宣统二年大清币值则例颁布后，于宣统三年（1911）铸出全国统一的大清银币及铜币，然而，刚出统一的银元不久，适值武昌起义而停铸。

　　【中华民国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1911年12月29日，经辛亥后，已光复的17省代表在南京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清朝灭亡，在中国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随之结束。民国成立时，由于币制尚未建立，除四川改铸大汉银币，福建改铸中华元宝外，主要的造币厂，大都仍沿用前清钢模铸造银币，以供流通需要。

　　铜元的起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在中国内部来看，在190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方孔圆形铜钱和银两的混合本位制，清朝更是典型的制钱银两本位。道光年间开始，外国贸易银圆大量进入中国流通，中国白银巨量外流，而且在银两与银元换算上造成许多出入和变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银荒与币制紊乱，早在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期间（19世纪50年代），即有讨论外国银元优良、应自行设计铸造的议论，可惜时艰危，内忧外患，未能实行，林则徐在机器铸造硬币方面算是赍志以殁。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内白银外流加剧，外国银元更普遍地进入中国流通，更让中国民生艰难。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彻底地破坏了制钱制度，咸丰皇帝为筹措军费而下令全国各地大量铸造大钱的举动，等于宣告了制钱制度的破产。在残酷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面对着历史以来大范围的通货膨胀与外币侵凌的面，一枚当十大钱跌落到仅值二文的地步，这些现象终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19世纪80年代，天津、江南、湖广等地曾经在洋务派的工厂里有计划地铸造过机器制钱（其中江南宝宁在国内外试铸过大量样币，流通版也有相当数量，但多见的还是宝广、宝武等），以现代机器铸造方孔制钱，妄图挽回江河直下的制钱制度，但铸造成本依然高过面值，每个铸造厂都面临严重亏损的面，这一事实明，制钱制度，已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已脱离了人民大众的需求现实。

　　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详细描述了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若以械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者四:花纹精工，伪造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他并提出铜元的具体品种:“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未能实行，无疾而终。同时江南机器、天津机器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与广东善后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