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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货币形式？

　　1.海贝:最早的货币形式，夏代开始使用，商和西周时成为主要货币。

　　2.刀币、布币、环钱: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这些货币形制各异，反映了当时地域性经济的特点。

　　3.五铢钱:秦汉时期，货币统一为五铢钱，这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的一次重大进步。

　　4.开元通宝:唐代的纪年钱，也是我国古代钱币中的名品之一。

　　5.交子: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货币形式的一大创新。

　　6.白银:清代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同时铜钱也在流通中使用。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货币形式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体现了文化的创新和包容。从最初的海贝到后来的纸币，每一种货币的出现都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适应和回应

　　从1890年开始，广东省造币厂直接从西方的造币机器，先后铸造了“七三反版”和“七二反版”两种银元。但是“七三反版”因为多出一分银，有利可图，大部分均遭回炉并被改成“七二反版”，如此一来，此币未得到广泛流通，现今存世量稀少。

　　而“七二反版”的正面“光绪元宝”四字的四周雕刻满英文，有隐含大清被列强瓜分之意，立即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没有得到正式流通，现今也只存有样币。

　　直到1891年，广东省造币厂铸造出了后来常见的“广东省造光绪元宝”银元，这样，就为后期各省造币厂铸造银元提供了一个标准版式。机制银元的种类版别很多，但其中有几种铸量不多或样币而身价百倍。如陕西、湖南银币、吉林、广东、北洋一两银元，户部光绪元宝，江南半圆，宣统三年短须龙，广东寿字币等等，这些存世稀少的银币都是收藏家追求的目标，其价格也高不可攀。如一九九一年在美国加州拍卖会上，“奉天省造癸卯光绪元宝库平一两”，以16万美元成交、1997年上海首届银币铜元拍卖会“户部光绪元宝一两”，20万成交，“大清长须龙”17万成交，“民国十五年张作霖纪念币”40万成交。以及为罕见的民国十六年张作霖五十元金币。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户部在天津筹建制造银钱总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建成，改名为“造币总厂”。同年七月，清政府拟订了《整顿圜法章程》十条，其中提出银币专由造币总厂制造，保留南洋（江南）、北洋、广东、湖北四为分厂。下令划一银元，但未贯彻。在制造银元的同时，许多人提出了制造金币的主张，进入20世纪，兴起了关于建立本位制度的讨论，有人主张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在黄金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先实行金汇兑本位制（亦称“虚金本位制”）。这种币制以黄金定价格标准，但国内实际流通的是银元，银元按流通，是黄金的价值符号。在金本位制尚无实行条件时，当时普遍主张先实行银本位制，在此前提下，又产生了货币单位的“两元之争”。有人主张银元重一两，有人主张重七钱二分，即以元为单位。

　　在此期间，天津造币总厂制有币面标为光绪二十九年的户部光绪元宝试样币一套，面值一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共五等币值。湖广总督此时力主张银元重一两，在湖北开制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北省造大清银币，重库平一两，背面为双龙戏珠图，此币有少量进入市场流通。

　　由于“两元之争”一直没有结果，天津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二年试制了一套户部丙午中字大清银币，面值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共四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试制了一套丁未大清银币，面值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共四等。户部所制的这几套银元，制作都精美，有标准币之称，但都未正式发行。

　　晚清铜元的铸造

　　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赔款，对维新知识分子的刺激是巨大的。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在1896年上奏整顿京师同文馆学制，并参与制定具体课程，他制定的课程剔除了“四书五经”，可谓敢为天下先。次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自强一发不可收拾的他又奏请仿造大小铜元，补救钱荒，填补全国普遍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其奏折详细描述了铜元铸造的种种好处:“若以械器改造铜圆，则其利何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式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作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愈多则银价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而物价亦平，其利八。然此仅言利之说也。以言乎弊，则不禁自者四:花纹精工，伪造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可图利，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他并提出铜元的具体品种:“鼓铸大小铜元三品，一品重四钱，中品半之，下品又半之，以补制钱之不足”。陈其璋对铜元利弊的陈述，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实际而且恳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准许他的建议，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来自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依然强大，是上一年因陈其璋在制定京师同文馆八年学制中废除“四书五经”的举措，引起了朝中诸多清流重臣的非议，统治者也有所不满，因而此时提出恢复铸制制钱以反对制造新式铜元的呼声甚嚣尘上，很快占据了上风，以至陈其璋的铸造铜元之奏请未能实行，无疾而终。同时江南机器、天津机器等厂又开始试铸了一批机制方孔制钱出来，看起来似乎制钱尚有希望。这一耽搁，又是三年过去了。然而江南、天津等地铸造的制钱，虽然改进了部分设计、更新了部分机器、铜料配比等，但铸造量有限，市面“钱荒”未见丝毫改变，同时铸币厂又亏赔严重，清政府才决定开铸铜元，这时守旧派在严峻现实的教训下也不敢再强硬反对了。何况这个时候，掌握朝中大权的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广东钱荒紧张的1900年，广东钱与广东善后联名呈请巡抚德寿和两广总督李鸿章，请求允许铸造铜元，仿制香港“铜仙”，以抵制外洋铜元，救济财政。李鸿章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

　　交子如何从私人发行转变为官方管理？

　　交子从私人发行转变为官方管理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在北宋时期，交子初是由私人商人自发发行的，这些商人为了解决铁钱重、携带不便的问题，开始印制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进行交易。这种私人发行的交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货币流通的不便，但随着交子使用的普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伪造和信用风险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政府开始意识到交子的潜在价值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政府为了加强对交子的管理和控制，开始介入其发行过程。在天圣元年（1023年），北宋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交子务，负责交子的印刷和发行。这标志着交子正式从私人发行转变为官方管理。官方发行的交子加盖了“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等官方印记，以增加其公信力和防伪能力。

　　此外，官方管理的交子在发行和流通管理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官府不仅承担了金融系统中的各项责任，还通过法律手段规范了交子的使用和流通，确保了交易的性和稳定性。

　　综上所述，交子从私人发行到官方管理的转变，不仅是对原有金融体系的，也是对货币管理制度的一次重大。这一转变过程中，北宋政府的选择和对经济形势的把握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