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前并非只有孤立的墓碑，总与周围的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历代帝王或皇清国戚，文武重臣的墓地上，往往要在墓前神道（即通往墓地的中央大道）两旁设置石刻群，即墓碑、石柱、石刻人像、石刻动物等。关于神道石刻的作用很早就有人进行了专门论述，唐代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 6“羊虎”条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又引《风俗通》讲“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随着东汉墓碑的兴盛，墓前设石人、列石兽、立墓碑才真正意义上组合起来，一并完善了地上墓葬石刻设施的目的:标记、装饰、表示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地位和生前仪卫、驱邪赶鬼、护卫等作用。

　　曹魏时期，曹操提倡薄葬并禁碑，因此也不可能有墓前石刻群。西晋时期，神道石刻又有出现，洛阳邙山就有西晋“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韩寿墓前神道石柱，黄河以北博爱县也发现有神道石柱。西晋和十六国时期，因曹魏遗风和少数民族初入中原等原因，墓前设置石刻也没有什么规矩，立石柱也只是作为墓前标志。东晋门阀士族统治，封建礼制并没有较大的改变，只是进一步得到加强。南朝陵墓上墓碑与其他石刻组合基本上沿袭东汉。

　　唐代的墓前石刻则以墓碑为主，辅以石人、石兽等。” 隋唐两代帝王、贵族，多半埋葬在长安、洛阳，两京附近。特别是唐代帝王，连同他们的先祖，埋葬在陕西关中渭河以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六个县的长达约 150 多公里的山区和高原上。唐代帝陵前的石刻群组合形制是从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确定下来的。乾陵的南门 （朱雀门） 前，陈列有石柱 （即华表） 一对、飞马一对、鸵鸟浮雕一对，石马五对，两手握剑石人十对，神道碑一对，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六十一尊以及门前的石狮。

　　宋明清时期的神道上的石刻组合多沿用唐制，但其建制逐渐制度化和程式化，整体风格不象唐宋神道石刻那样讲究气势，体积也略有缩小。墓碑特殊功能不变，历朝历代从未作任何调整，对神道石刻组合所作的调整主要是针对石兽种类。

　　与唐代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陵墓石刻取消了王宾、外国使节、天鹿等设置，增加了獬豸、骆驼这些善化的动物，对一些神化中的动物渐渐淡化。如明孝陵神道两侧列置有石柱一对、石兽十二对，文臣武将各两对，石兽依次是狮子、独角兽、骆驼、象、麒麟和马，每类二对，一蹲一立，颇有新意。根据《明会典》，各级官僚墓前石刻群的组合有明确的规定:公侯和一品、二品官是石望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各一对，三品官减石人一对，四品官是石望柱、石马、石羊各一对，六品以下不准设置石刻，反映了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些神道石刻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不同于唐代，形象多样，摆脱了以往陵墓石刻的神秘色彩，体现了世俗生活的风貌。

　　陵墓石刻作为陵墓神道两侧的陈设，蕴涵着多种含义，积淀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诸如迷信鬼神、禳灾祈福、辟邪镇墓、幻想升仙等。自唐代后以墓碑为主的展开排列与组合依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神道上的一切石刻为此而设计和雕刻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