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字在历史行程中的自然变化，同时字还能从其他的因素上发生变化，如笔、墨、纸、绢、精神等因素。比如笔、笔锋是尖或秃的时候，墨干些或湿些、浓些或淡些的时候，纸或纸质不同的时候，绢、绫或绢绫质地不同的时候，写字时精神的饱满与否，都会使它发生变化。在以上的情况下，形式虽变，而性格是不变的，因此，墨、笔、纸、绢、绫这些工具只能变它的形式，而不能变它的性格。
清代中期雍正、乾隆时期的绘画，有两个大的系统:宫廷院画如意馆系统和扬州画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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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字的本身历史行程中既有各个时期的自然变化，其性格变不变呢？不一定，这要从具体的情况而定。当一种书体在它自己的历史行程中，它的性格或者变或者不变。而在一个书家所擅长的几种书体中，它的性格也许相同也许不同。如元倪云林的字，前后的性格是不变的；明祝枝山的书体有好多种，它的性格就相当复杂；徐渭的书体有多种而性格是一致的；清金农的早、中、晚期是不同的，中期以后的隶书与行书的性格相同。
个人风格，它的前后期是一种体貌的，其间形式、笔墨虽有变，而性格是不变的。如元倪云林的山水，明陈洪绶的人物，清恽南田的花卉。前后期有多种体貌，形式变，笔墨变而性格也变了，如明沈石田的山水是也。但是性格变了而它的常性却隐藏在变之中，如明唐寅的山水，元赵孟頫的《百尺梧桐轩图》等就是。但是性格虽有前后期之分，有变与不变的区别，然而真伪的混淆是不可能的，如传世有名的宋赵子固《白描水仙图》共有五本，体貌都相同，然而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是否有前后期之分呢？这五本之中，一本为两株水仙，一本是三株，其余三本则为繁密的长卷。假如从笔的性格来分析，就立刻能够证明前者二本合乎赵子固的性格，而后者三本，是赵子固所不可能有的。这里就不是前后期变化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性格的相容与不相容的问题。
所谓的扬州画派，并不都是出身扬州一处，其它地区画家来扬州的也相当多。华喦的花鸟画生动活泼，用笔流畅，色彩润雅。他所画的鸟，不是在飞就是即将降落，是运动着的鸟，很少有栖息不动的。在清代花鸟画中，画得是相当的成功。金农是个金石家，专搞金石篆刻，四五十岁时才开始绘画，有少数是自己画的，很多是别人代笔画而落上自己的款，尤以罗聘为多。所以金农的绘画作品是多种多样的。汪土慎的梅花及各种花卉，多数是墨笔画，也有少数谈设色的。
文征明在融汇黄公望、王蒙画法的同时，更多的是宗法赵孟頫，他的画风细润文雅，独具一格。仇英是工匠出身，但画风却受到文人画家的影响。他和唐寅都曾师事当时以院派著称的周臣，吸取两宋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诸家之长，运用了元人水墨写意的笔墨，融合变化，形成了劲秀潇洒的风格，吴门四家的不同之点，是从他们的画风或体貌来辨认的，体貌又从那些山、水、树木等等形式来辨认，而这些形式，又要以笔法来辨认，特殊的笔所表现的特殊的形象，二者的综合，才是风格的认识。
清代在书画的款式方面也有些新变化，形式比前代更为丰富，也更讲究艺术性。康熙以后，几乎没有不署名款的，极少无款作品。名款除了姓名、字号、岁数、年月外，还有类似画押的款字，如“八大山人”、“牛石慧”等。本人的其他题款也多种多样，有署受画者名字的，称“应酬款”或上款；有在本幅上题诗词的，曰“题诗款”；有写长篇题记，占本幅三分之一或一半以上，石涛、朱耷、扬州八怪都善写这样的长题款；有将题款夹杂在画中的，使书画融成一体，郑燮、吴昌硕擅此道；有一题再题的，称为多题款，石涛、郑燮、高凤翰等人作品多有此种形式，至于写满画面的“落花款”虽不多见，也以新奇款式出现。且上款的称呼，在清中期以后，不论书画或绘画作品，或称官职，或称其他，如某某军门大人、某某中丞大人、某某老公祖、某某老父台、某某先生雅属、某某仁史大人雅属、某某法家正之等等。这种称呼在元明时期是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