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概不会想到，他写给亲密好友郭功甫的一封告别信，寥寥9个字，会在900多年后的拍卖会上拍出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更没想到的是，随之而来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因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而陷入了“罗生门”。当艺术进入了利益至上的艺术品市场，原本纯粹的学术争鸣“为谁说话”似乎已经比“说什么话”更重要了。

　　《功甫帖》遭遇“罗生门”

　　《功甫帖》整幅作品是立轴，包括4个部分: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右上)；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左上)；翁方纲《功甫帖》双钩廓填的摹本(右下)；民国时期收藏者许汉卿的题跋(左下)。

　　2013年9月，上海收藏家、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高价购回《功甫帖》。这位收藏家曾公开宣称:“我的弱势是没有任何艺术收藏专业知识，我的优势就是有钱。”

　　购回《功甫帖》本来也只是他“不差钱”收藏行为的普通一次。然而，当年12月20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以下简称“上博”)的3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称这件作品是“双钩廓填”的伪本。所谓“双钩廓填”，指的是先用墨线沿着字的笔迹勾描出轮廓，再填上墨色。

　　12月22日，苏富比方面发出声明，“我方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坚称其为苏轼真迹。

　　12月23日，刘益谦发布长文声明，称作为买家他愿意保持中立。但12月26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态度骤变，向上博连发三问，质疑其结论。

　　2014年1月1日，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撰写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报告，发表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详细解释了判为伪作的原因。

　　1月13日，苏富比在其官方微博发布《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对报告提出的“鉴藏印多为伪印”、“翁方纲题拔与题诗是伪作”等质疑逐条反驳。

　　1月28日，上海收藏家颜明突然发表《致藏家刘益谦的公开信》，称刘益谦曾在2013年8月底即拍卖会前夕，向他请教怎么看待这件《功甫帖》。公开信中写道:“我专门请教了上博和故宫的专家，专家们通过研究，一致看假，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提了几点看假的原因。我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刘先生转达了上博和故宫专家看假的意见，并劝他和专家们联系。”此言一出，风向又变，似乎成了刘益谦在知假买假。

　　农历新年的爆竹并没有冲破弥漫在《功甫帖》上空的迷雾。2月18日，刘益谦及其团队带着《功甫帖》来到北京，不仅请来了已故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的弟子萧平、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赵长青等专业人士，还请到了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等中国最大拍卖行的老总，广邀媒体，展开了一场热闹的现场鉴定会。

　　鉴定会兼新闻发布会现场，刘益谦团队公布了《功甫帖》的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和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的效果图，并现场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从墨色、纸张、收藏印等方面得出结论:这件《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博“双钩廓填”的说法无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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