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考察，我国对青铜器和铭文的发现、收藏和研究由来已久，可谓史不绝书。较早的先秦文献如《墨子》、《礼记》、《左传》等书，都曾记载制作铜器的目的，还有利用铭文内容作为修史的资料等等。以后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也有一些记载，如《汉书·郊祀志》记汉武帝时发现的一件铜器，其上有铭，经当时的方士李少君研究，此器为“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之器”。

　　汉梁孝王收藏有罍尊，值千金。许慎著《说文解字》一书，很多内容都采用了铜器铭文资料。宋朝的青铜器与铭文研究，属“金石学”范畴，这时有关专著应运而生，如《考古图》、《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都是代表性著作。清代宫廷藏青铜器很多，清高宗乾隆皇帝极喜爱这些文物，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殿廷之陈列、内府储藏”之青铜器，命梁诗正等大臣奉敕编《西清古鉴》、《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几部专著，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