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们看到大约从唐宋以来书画用绢，其制作规格，只要同一地区生产，用同一种精粗的丝，制成同一等级的东西，如果仅从制作上来看，不易区别其生产的年代。有的专家比如徐邦达先生曾以康熙时上有玄晔书字的“贡绢”同南宋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一样以外，其它质料、形制方面几乎相似。如果两者的制作年代相距更短，就更难识别其时代了。（5）我们还看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的绢，因地区不同，织法也就可能不同；另一方面，因各地区社会生产发展情况不一样，某一些地区的织绢技术已经发生变化，而在另一地区，还继续沿用旧的技术方法。不论是上述哪一方面的原因，表现在制成品上，都会显现出一定的差异。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对联用于祝寿和挽联，宋代亦有记载。如孙奕《示儿篇》提到:“黄耕瘦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为作寿联:‘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石林燕语》提到:“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作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瞻挽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人熙宁四辅中。”’将对联题于书斋或寺庙等处，也见于宋代的记载，像真德秀为浦城粤山学易斋题联:“坐着吴粤两山，默契羲文千古心。”苏东坡为广州真武庙题联:“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手段，龟蛇云乎哉。”文学作品中的对子，早也出现在宋代的话本中。如《京本通俗小说》里《碾玉观音》，写崔宁吃了酒，正是:“三杯莲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又如《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中，也了不少对子。宋代还有“灯联”的记载，《楹联三话》引《隐居通议》说:“贾似道镇淮扬日，上元张灯，客有摘古句作灯联者日:‘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众称其切。”此外如集联，就是摘取诗、词、文中的句子凑成对子也起源于宋代，大文家王安石就颇擅长此道。

　　虞集行书《诛蚊赋》一卷也是用的花纹。明代的绢总的看来比较粗糙，宽度也比以前有了增加。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的很稀薄的绢，有的稀如罗纱，粗如夏布。由于这种绢太稀不易着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装裱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潮湿等原因，托纸与绢脱开了，绢本身也因陈旧而呈现黑，裱画的人因无经验，不了解这种情况，总是希望经过裱褙后能显得白一些，于是另换白纸重新托裱，这样裱褙完了以后往往连字画也看不清了。这是我们在鉴定中经常看到的情况。明代张路等人也经常用这种稀薄的绢。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作者生活的地区不同，用绢的精粗也不同。如内廷供奉的王谔、吕纪等人用的绢，虽非贡品，质量都比较好，细密匀净得多，但还是比不上南宋院绢。同时苏州在明代轻工业比较发达，绢的生产加工比较精细，因之沈周、唐寅、仇英这些人的用品，虽非“贡品”，质量大都比较好，细质匀净。成化、弘治间有一种绢，质地较粗，绢地稀薄，不易落墨，郭诩、张路等人只好用来作粗笔水墨写意画。晚明陈洪缓（浙江）、张瑞图（福建）等人，有时还用一种粗糙像绵绸一样的劣绢，在王夫之（湖南）的书卷和字条中也见过同样质地的东西，这似乎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切的关系。上面说的几种劣绢，似乎也还有着时间性，前者约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间，后者则在天启、崇祯间出现，到清康熙间又露面了。若能知道这一点，对断代也能起一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