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惯。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战国、秦、汉就有篆或隶书的石刻，有的一直传存到今天，可是那些时代的墨迹却少流传下来。西晋、南北朝之间虽有少数的墨迹（包括唐摹本）传世，但大多是草书、行书，与碑、志上刻的篆、隶和介于隶、正之间的所谓南北朝碑志体无法比对。古代字体往往因在不同的地方应用而有所变化，如秦书八体其中“刻符”、“摹印”“书”等就是在符、印章和器上的。以上字体，今天我们见到墨迹了。隋唐还有少数正书墨迹留存，如释法（智永）的正、草二体《千字文》，我们看到有一些隋代的墓志铭，就能理解智永《千字文》的时代风格和唐人不同。以颜真卿《李元靖碑》来比《竹山堂连句》墨迹，其字体接近。《竹》帖虽然还有争论，也可能是古临写本，但至少是个有来历的本子，不同于凭空臆造的伪作。宋元墨迹存世较多，可以不用碑志来比较，但也不是对没有用处，因为也可能碰到一些人的墨迹是孤本，而正好碑本上有他的书字，那时石刻文字就起了很大的旁作用了。

　　隋唐时期，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麻纸这时仍是主要的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麻纸等多类品种。麻纸的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扬州的六合纸亦是一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的《十纸说》称“唐人浆锤六合慢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儒。”从米芾这段话中可以想象出，纸的初造，虽精必“生”，书画时易走墨难用，所以在隋唐时大都加以锤、浆，变成半生半熟的纸，也有只锤不浆（生纸锤浆，也能凝墨），或锤而填粉的。藤纸经过浆锤以后，在唐时成为一种有名的名贵纸，用量甚大，供不应求。隋唐书画大麻纸，我们见到的如唐摹《兰亭序》（天历本）、杜牧《张好好诗》、韩混《五牛图》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均是纸本麻料。唐代的纸本写经，白是少数，大多数是黄的，这种黄的麻纸，是用水染成的，可以防虫蛀。《五牛图》、《张好好诗》的纸面上用浆加过工，纸质比较光滑。还有一种较厚的纸，叫作“硬黄纸”。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云:“唐有硬黄纸，唐人以黄蘖染之，取其辟蠧，其质如浆，光泽莹滑”。对硬黄纸的特点描述得十分清楚。唐人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就是硬黄纸质地，从刻帖的裂纹上可以看得出来。唐代还有一种用黄蜡涂熨带黄的，也称为“硬黄纸”，用以响拓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