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宋与北国对峙面相对稳定，苏州地区成了宋皇朝临安的门户，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各种用以享乐的特种工艺用品的主要城市，于是装潢艺术也就在苏州植根，随之繁兴发展。元朝入主中原，元世祖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迁置于燕京和其它城镇，加上十分残酷的奴役，几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故整个元代有关论及装裱的文章不曾多见，虽有一鳞半爪，也是俯拾前人牙慧的泛泛空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据平江（苏州），改为平隆府，到至正二十七年明朝军队进攻这十一年中，张士诚拥有江南广大地区，以苏州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开“宏文馆”，建“景贤楼”，尊重知识分子。像诗人杨廉夫、小说家罗贯中都受优礼。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开放人身自由，并对良工赐予“待诏”、“博士”等称号。这就更加促进苏州市容繁盛、富户集中的盛况。文化艺术也相应昌盛，人才也陆续涌现，如画家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仇十洲四大家，书法家有祝枝山、周天球，篆刻家文三桥（彭），小说家有冯梦龙，及许多收藏家，由于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收藏家、书法家理论家王弇州（世贞）的深究装潢，以及这些文人的评论鉴定，苏州文征明父子、扬州陈道复，他们远绍唐代张彦远、褚遂良，近继宋代米芾父子的装褫心得，进一步发展。明代淮海人周嘉胄著成《装潢志》，系统精到地论述了装潢要领，给装潢家传送宝贵经验，促进了苏扬两地的装潢艺术。《装潢志》说:“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在明代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杰、强二水齐名，一时。明代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所称:“王真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汤氏、强氏，其所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善，他处莫及”的佳评。清代蒋宝龄《墨林今话》:“方塘号半亩，善画兰竹，开竹素斋装池，善装白册，整齐清雅，远近争购”。苏、扬两地经明清数百年，承先启后，代有名家，装裱艺术，名驰全国，号称“吴装”或“苏裱”。其裱件干挺柔软，镶料配文雅，装制切贴，整旧得法，故驰名海内。清初沈初《西清笔记》:“乾隆时装潢竟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请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乾隆初内府需要装裱《历代帝后像》，江苏巡抚保送秦长年等四人到北京，技术都称精湛，其用于帝后像裱件的镶料，彩辉煌，质地厚实，后来为京裱之师。故京裱特点，无不彩艳丽，裱背厚重，舒卷之间，沙沙作响。至于扬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报至千百件，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后来叶御夫为扬州帮之师，使扬帮善于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旧画本身虽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即可起死回生，天衣无缝。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嘉庆至光绪间，有的书画家采用洋纸作画。吴大微绘画的作品上用的就是日本纸。道光咸丰年间还有一种虚白斋纸，各种颜的都有，洒上了细密的小金片，有些小金片现在已经变黑了，纸角上有“虚白斋制”印章。但清人一般写毛笔字大多用竹制的楷书纸。这类纸有元书纸、毛边纸、玉扣纸、连史纸、时则纸等。元书纸和时则纸，纤维较粗，吸水性强，适用于写大楷。毛边纸细而薄，适用于写小楷。玉扣纸是写楷书好的纸，纸纹细腻，厚薄均匀，白稍黄，经久不变，也不易腐烂。还有一种毛头纸，纸白而薄，吸水性和抗拉度都较强。因为它是糊窗户用的，有人叫它窗户纸、冬窗纸或东昌纸，它也适用于写小楷。高丽纸是较高级的糊窗户纸，也可以印刷书籍或写小楷、大楷。白报纸、道林纸、新闻纸、有光纸等机制纸，表面光滑，吸水性差，写木出笔锋来，不适宜写毛笔字。

　　另有一种横式画心，两头装上木媚，叫做两耳，用来在建筑物的向阳面壁上张挂，使建筑物如增开一个横窗，借优雅景，起着借景为饰的作用。这种装潢品式称为“横披”。至于书法，以隶书为例，由于隶书特点带扁、取横，用横披写能呈现出左右分张、联翩飞扬的意趣，能使通篇精神洋溢，气象外耀，故横被又为书法作品的传统装演形式之一。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载:“古画多直幅，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在装潢制上，横披非古形式，而在收藏时便于卷紧而不折伤画面，即在左右耳背后作两个半圆杆，在卷起时可对合而成圆杆，称为“月牙杆”、“互合杆”、“和合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