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扇有九方、十二方、十六方以至二十方以上的，分方越多则越易折痕损断。又偶见有无折痕的扇形裱页，那不是从扇骨上拆下来而是剪成扇的形式专为装册之用的。折扇制成必用金笺或云母筹，取其板硬。此两种笺纸又熟而光滑，故留笔吸墨，金笺尤甚。这个特点又影响到书画家笔墨上的特征。鉴别真伪时加以注意，否则就会看朱成碧，以真为伪。（5）对联  对联又称对子、门联、楹联，是文学艺术、书法艺术中应用得为广泛的一种传统形式。它始于五代，盛于明清。秦汉以前就有用桃符来镇驱邪的风俗。桃符本来只是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后汉书?礼仪志》说:“以挑印，长六寸，方三寸，五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开始在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两个神像为符，《山海经》也有记载。到了五代，关于孟昶题桃符板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等都有记载。如《蜀梼杌》说: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由于南宋与北国对峙面相对稳定，苏州地区成了宋皇朝临安的门户，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各种用以享乐的特种工艺用品的主要城市，于是装潢艺术也就在苏州植根，随之繁兴发展。元朝入主中原，元世祖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迁置于燕京和其它城镇，加上十分残酷的奴役，几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故整个元代有关论及装裱的文章不曾多见，虽有一鳞半爪，也是俯拾前人牙慧的泛泛空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据平江（苏州），改为平隆府，到至正二十七年明朝军队进攻这十一年中，张士诚拥有江南广大地区，以苏州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开“宏文馆”，建“景贤楼”，尊重知识分子。像诗人杨廉夫、小说家罗贯中都受优礼。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开放人身自由，并对良工赐予“待诏”、“博士”等称号。这就更加促进苏州市容繁盛、富户集中的盛况。文化艺术也相应昌盛，人才也陆续涌现，如画家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仇十洲四大家，书法家有祝枝山、周天球，篆刻家文三桥（彭），小说家有冯梦龙，及许多收藏家，由于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收藏家、书法家理论家王弇州（世贞）的深究装潢，以及这些文人的评论鉴定，苏州文征明父子、扬州陈道复，他们远绍唐代张彦远、褚遂良，近继宋代米芾父子的装褫心得，进一步发展。明代淮海人周嘉胄著成《装潢志》，系统精到地论述了装潢要领，给装潢家传送宝贵经验，促进了苏扬两地的装潢艺术。《装潢志》说:“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在明代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杰、强二水齐名，一时。明代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所称:“王真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汤氏、强氏，其所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善，他处莫及”的佳评。清代蒋宝龄《墨林今话》:“方塘号半亩，善画兰竹，开竹素斋装池，善装白册，整齐清雅，远近争购”。苏、扬两地经明清数百年，承先启后，代有名家，装裱艺术，名驰全国，号称“吴装”或“苏裱”。其裱件干挺柔软，镶料配文雅，装制切贴，整旧得法，故驰名海内。清初沈初《西清笔记》:“乾隆时装潢竟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请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乾隆初内府需要装裱《历代帝后像》，江苏巡抚保送秦长年等四人到北京，技术都称精湛，其用于帝后像裱件的镶料，彩辉煌，质地厚实，后来为京裱之师。故京裱特点，无不彩艳丽，裱背厚重，舒卷之间，沙沙作响。至于扬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报至千百件，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后来叶御夫为扬州帮之师，使扬帮善于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旧画本身虽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即可起死回生，天衣无缝。

　　四、书画的装潢书画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比较间接一些，但它对于书画鉴定，有时却有着密切的关联，起到一定的辅作用。（－）装潢艺术发展史概要明代方以智《通雅》说:“潢”犹“池”也，外加绿则内为地，装成卷册谓之“装潢”，亦称“装池”。故被画有“装潢”、“装池”之称。至于前代的书画杰作，古迹重装，又须褫（音齿，剥去，革除之意）去旧画仿古重装，称为“装褫”，亦叫“仿古装池”。装潢艺术起源早。史称:“秦汉时期的“经卷”、“屏风”都经过“裱背”。《后汉书》记桓帝时有“列女屏风”，《三国志》记东吴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书画屏风要能陈列，必经裱背，但当时多作粗麻纸、布、帛等粗料复背加固。敦煌鸣沙山千佛崖石窟中藏佛教仪式所用遗物——古画“囗(巾穴登)幡”，背托以布，边上有挂带，形同挂轴，从实物方面明了布料复背的实况。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及:“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据说:“南朝宋明帝时人虞和论述装裱，于制糊、防腐、用纸、除污、修补、染潢于理甚畅。”这说明装潢技艺远在一千五百年前，艺术家已能充分发挥个人才智，颇具见解。到了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战乱结束，社会渐趋安定繁荣，织造技术达到高度水平，绫绢锦帛、麻纸、皮料纸、各加工纸都已具备，因此装潢艺术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而全面提高，史称“杨帝内府所藏书画，装潢为华丽”。到唐代经李世民大力提倡书法，开元之际，又重视书画。据宋代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序:“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而别之”。宋周密《齐东野语》形容为:“四库装轴之法，为瑰致”。《唐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满匠五人，秘书省有装潢匠九人，专职整理内府书画”，且已开始用“缂丝”作“包首”。据《名画猎精录》记述:“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列皆用白檀香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褫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式”。另据《厉鹗文集》卷八:“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丹仙辈，皆良工好手。”可见，盛唐时期的装潢不仅具备了宫廷形式，且装潢名家辈出。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顾长康所画《清夜游西园图》流传至唐，河南诸公（遂良）亲为装背，郭犹见及公题记，此足见唐代装满已为士大夫所接受。其时，日本国奈良朝使臣来我国学装潢艺术，唐太宗亲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明日本今天的装潢技术，当源自我国唐法。宋代，据来高宗《翰墨志》记:“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书法名迹，皆归秘府，先帝又加采访……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膺，纸书绢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褫，白玉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北宋有“文思院”，设六种待语，装背为其中之一，列装裱家入官职。宋徽宗赵佶，建立画院，集书画家于内府，装裱设提举官，颁布装潢格式。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其装嫖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当时宫廷装裱按书画朝代、等级，规定用各种不同绫绵、纸、轴头、木杆，定有裱式，如“出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用刻丝作楼台锦褾，青绿簟纹锦里，大姜牙云鸾白续引首，高丽谭，出等白玉碾龙售顶轴，檀香木杆，钿匣盛。……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用皂鸾绫，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夹背蜀贉，玉轴或玛瑙轴。”绍兴御府不仅对装裱用料按等级规定，而且对各类装按尺寸有所定式，在技法上还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根字精神”；为了装褫旧画不致损伤人物精神和花木浓艳不得重洗；为了保存用品原有面目，不得裁剪过多，若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措。诸如此类的经验总结，至今仍有借鉴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