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苏州有关文史专家介绍，唐伯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史籍，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当时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常去唐家的酒肆喝酒，见唐伯禀赋和才学过人，决定让唐寅与文徵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唐伯16岁时秀才得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唐伯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被并称为“吴中四才子”，也称“江南四才子”。唐伯19岁时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唐伯25岁那年家中遭遇不幸变故，父、母、妻、妹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悲痛之余，唐伯更加努力读书治学。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唐伯29岁时参加应天府（现南京）乡试，中解元（名），一时声誉鹊起，名震江南，“冒东南文士”，春风得意。

　　我们在工作中还常常遇到有些名头不大的书画家的手卷、立轴或册页，是明代装裱的，以后又重装，还是当时的裱工。明代一部分册页往往在本幅四周嵌有青细栏道，到清代装册就废除不用了。清代宫廷院画的装裱，有其的风格面貌。康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副隔水多为牙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的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没有诗堂，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图案多为飞鹤，不但织得紧密而且花纹清晰，质量较好。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曲是定制，与非宫廷装有显著的不同。绦子是黄的丝编织的，扎带的用料为黄的板绫，轴头用檀、红木制成。手卷的套边颜较深，打开卷子后看起来显得较宽，手卷带的花纹多为海水江牙。嘉庆以后，宫廷装的质量比较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有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立轴的绦子、扎带和手卷带都不如前期紧密，质量较差。所用的裱绫也织得比较稀松，图案也比较模糊了，除了飞鹤之外，还出现了凤的花纹图案。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我们拿出书面作品时，仅从外表上，就能看出它是不是清代宫廷装，是早期的还是晚期。山水画是中国从古至今广为流传的装饰画之一，深受消费者喜爱，不过摆放方法颇有讲究，适宜摆放于空间左手边，根据山水装饰画的特点，山势平圆的可挂在会议桌后面作为靠山，增加贵人运。

　　要选择合适的位置。

　　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高级。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花绫斜纹有素的，也有染成各种颜的，二者皆为素花绫。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罗绢。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装饰画就是要吸引他人的眼球，所以应该挂在宽阔的主墙面、茶几、沙发、办公桌等处。房间的角落和阴暗处不宜挂装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