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还有一种大片洒金纸扇面，洒金的形状如鱼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人工贴上去的，如果随手洒金是搞不成这种鱼鳞状的效果的。吴宽、祝允明的字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的这种纸。高丽镜面笺纸虽然来代就有，但为数很少，明代就多了。文征明的一个《行书诗》卷本幅的质地就是高丽筹纸，其上还钤有“国王之印”大方印四方（系同一方印章钤盖了四次）。这种纸光滑细润，不论作书或绘画，表现得很精采。所以有些书画家特点喜欢用这种纸，如明代后期懂其昌就很爱用这种纸。他的书画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纸。在明代沈周等人的书画中才渐渐见到用生纸，但使用不是太普遍。从正德、嘉靖以至清初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也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相成风，不但大量用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用干笔皴擦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绘写，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

　　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惯。字画买卖还有一种交易营销渠道便是线下的交易，这也是一种我们比较普遍的形式。就好比如说，学生购买老师的著作、学生购买培训机构其他学生的著作。或是从很多私人的展览中购得所喜爱的字画著作，这些统统都属于线下交易。这种交易方式相对来说更加的随性与自由，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隋唐时期，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麻纸这时仍是主要的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麻纸等多类品种。麻纸的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扬州的六合纸亦是一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的《十纸说》称“唐人浆锤六合慢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儒。”从米芾这段话中可以想象出，纸的初造，虽精必“生”，书画时易走墨难用，所以在隋唐时大都加以锤、浆，变成半生半熟的纸，也有只锤不浆（生纸锤浆，也能凝墨），或锤而填粉的。藤纸经过浆锤以后，在唐时成为一种有名的名贵纸，用量甚大，供不应求。隋唐书画大麻纸，我们见到的如唐摹《兰亭序》（天历本）、杜牧《张好好诗》、韩混《五牛图》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均是纸本麻料。唐代的纸本写经，白是少数，大多数是黄的，这种黄的麻纸，是用水染成的，可以防虫蛀。《五牛图》、《张好好诗》的纸面上用浆加过工，纸质比较光滑。还有一种较厚的纸，叫作“硬黄纸”。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云:“唐有硬黄纸，唐人以黄蘖染之，取其辟蠧，其质如浆，光泽莹滑”。对硬黄纸的特点描述得十分清楚。唐人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就是硬黄纸质地，从刻帖的裂纹上可以看得出来。唐代还有一种用黄蜡涂熨带黄的，也称为“硬黄纸”，用以响拓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