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有绪，是书画本身的光辉历史，而在作伪的情况之下，对收藏者、鉴赏者说来，也是对真伪具有明作用的无上条件。的确，已经很久远了，在鉴别的范畴里，书画的真伪，基本上取决于著录、题跋、印章等等作为条件来书画本身的真实可信。而在这些条件之中，又认为主要的是印章，不论书画的时代与形式，通过几方印章就能实其真伪，这是一条鉴别的捷径，它可以以简御繁，以小制大。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实书画的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展子虔《游春图》多数人公认是真迹。但画上无款，隋代又无第二件卷轴画传世，缺少可资比较的材料，时代风格只能从唐画向上追溯，个人风格则更无从印。所以鉴定此卷，只好依靠题跋、收藏印章、著录及装潢。《游春图》卷首有赵佶题签，又是“宣和装”，几项辅助依据为鉴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而装潢正是其中之一。又如晋陆机《平复帖》，大家都认为是真迹，但该帖首尾不全又无款，我们又找不出第二件普代的传世墨迹进行比较，因此，鉴定这件东西就比较困难。《平复帖》是一种早期的草书，若隶若篆，书法古朴，用中锋秃笔，与六朝、隋、唐的写经不同，风格。隋唐以后的书法不见有这种风格面貌，所以只能向隋、唐以前推。这件作品月白绢上有赵佶题签:“晋陆机平复帖”，骑缝处有赵佶的收藏印四方。又有一无款楷书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土衡书”十一字，其中“晋平”二字已脱。帖后有明代董其昌题:“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世宝。”清代吴升《大观录》云:“内史此书与淳化所摹妍媚者不同，此等纸笔法决非晋后人所能办。”从这件物品的字体风格、赵佶的标题和宣和装（了作品时代的下限）及历代著录书的记载，它为晋代陆机书是可以相信的，其中装潢格式是辅材料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该作品的鉴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前人作伪也有利用装潢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被进去。如有一件明代董其昌《山水》轴，清代李恩庆《爱吾庐书画记》有著录，是细绢本，上部被烧伤了一些，旧绘绢圈三裱立轴，绢圈上有嘉庆、道光时的人写的题跋。后来裱工、题跋、烧伤依然如故，但画心由细笔绢本变成纸本了。即作伪者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利用旧装潢，换上了假画心，旧瓶又装上了新酒。如果我们在鉴定这件作品时，仅凭装潢和题跋来下结论，就要上当、犯错误了。山水画是中国从古至今广为流传的装饰画之一，深受消费者喜爱，不过摆放方法颇有讲究，适宜摆放于空间左手边，根据山水装饰画的特点，山势平圆的可挂在会议桌后面作为靠山，增加贵人运。

　　要选择合适的位置。

　　在现存的古书画作品中，真正是原来旧装潢的很少。从唐宋以来的文献记载和传世的作品中，明代以前的手卷都没有引首，更不会有写引首的，自明代开始才有了引首这种形式。画史上为的宣和装，我们现在还能在故宫博物院见到几件，但都是不完整的，有的是前边残缺无头绫，有的是后边残缺尾纸，比较完整的是北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本幅前后用黄绢隔水，前端用湖天头绫，尾纸为高丽笺纸，共用玺七方。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也是宣和装，本幅前后用黄绢隔水，天头绫已缺，共用玺七方。我们所看到的宣和装的格式大致如此。有此假的唐宋画被做成了假的宣和装，那些假的宣和印章，往往钤盖得漫无规律。这种假宣和装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宋代宣和时期还有二种的装潢形式:旋风装和推逢式。装饰画就是要吸引他人的眼球，所以应该挂在宽阔的主墙面、茶几、沙发、办公桌等处。房间的角落和阴暗处不宜挂装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