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含轻矾的“云母笺”质地全熟，始见于明中叶的折扇中，后来也用于大幅轴画。清康熙中期以来，折扇尽用此笺，金面的几乎迹了。到清末云母笺也迹，只好刷轻矾，成为纯粹的矾纸了。有些很薄的矾纸，称为“蝉翼”笺，这是一种熟的笺纸，比之锤、浆纸又有不同。矾纸除了不易走墨官作工细设画以外，无其它好处，其上的墨往往变成灰暗，是加工纸中劣品。清康熙、乾隆以来流行一些彩粉笺、蜡笺纸。粉笺纸面上没有亮光，有素白的，也有各种粉花或画上金花、银花的。蜡笺纸面上有亮光，各种颜的都有，有单无花的，也有画上了各种金花的。但不宜绘画，只能写字，刘墉、黄易、梁同书等人经常用这种粉笺和蜡笺来写字。在乾隆、嘉庆年间，金农、罗聘的绘画中有时看到一种水红的半熟制纸，倒是为稀见的。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诗宗白居易、苏轼，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其与沈周共创“吴派”。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

　　战国、秦、汉就有篆或隶书的石刻，有的一直传存到今天，可是那些时代的墨迹却少流传下来。西晋、南北朝之间虽有少数的墨迹（包括唐摹本）传世，但大多是草书、行书，与碑、志上刻的篆、隶和介于隶、正之间的所谓南北朝碑志体无法比对。古代字体往往因在不同的地方应用而有所变化，如秦书八体其中“刻符”、“摹印”“书”等就是在符、印章和器上的。以上字体，今天我们见到墨迹了。隋唐还有少数正书墨迹留存，如释法（智永）的正、草二体《千字文》，我们看到有一些隋代的墓志铭，就能理解智永《千字文》的时代风格和唐人不同。以颜真卿《李元靖碑》来比《竹山堂连句》墨迹，其字体接近。《竹》帖虽然还有争论，也可能是古临写本，但至少是个有来历的本子，不同于凭空臆造的伪作。宋元墨迹存世较多，可以不用碑志来比较，但也不是对没有用处，因为也可能碰到一些人的墨迹是孤本，而正好碑本上有他的书字，那时石刻文字就起了很大的旁作用了。

　　清代的皇帝们也常常卖弄点风雅，在游山玩水之余题上一两副对联。清康熙玄烨南巡到镇江金山时，便摘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题在七峰阁上:“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流天子乾隆弘历的雅兴就更多了，到处题诗写对联，可惜值得称道传诵的却并不多。在皇帝们的倡导下，对联自然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自明代中叶后便普遍地盛行起来。清官海瑞手书联，就是传世明人对联中的珍品之一。从袁宏道“骑马看年对”的诗句，便可看出一斑。明代以后，撰写对联的名家不少，像明代的解缙，清代的纪昀、翁方纲、阮元、袁枚、郑板桥、俞樾等，近代则有谭嗣同、王壬秋、林琴南、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等，而且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如同诗话、词话之类的有关记述对联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了。清梁章钜写的《楹联丛话》便是其中有影响的一种。